1986年10月8日，深秋的沈阳刮起了冷风，街道上的落叶被吹得打着旋儿，却吹不散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的凝重。上午8点半，审判庭的大门还没开，旁听的人群就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长队——有受害者的家属，有拿着相机的媒体记者，还有些自发前来的市民。郑钧的妻子穿着一身黑衣，围巾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红肿的眼睛；顾行的父母互相搀扶着，手里攥着顾行的黑白照片，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角落里，秦柏唯一的远房表姐缩着肩膀，眼神躲闪，手里紧紧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巾。

上午9点整，审判庭的大门缓缓打开，法警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来，随后，秦柏被押了进来。他穿着灰色的囚服，头发比上次会见时又白了些，零星的白发贴在额前，却依旧坐得笔直，走到被告席时，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旁听席，最终落在了角落里的程野身上——程野穿着警服，正平静地看着他，无声地点了点头。秦柏也轻轻颔首，像是在回应，又像是在告别。

审判长敲击法槌，清脆的声响在审判庭内回荡，庄严肃穆的气氛瞬间笼罩了整个房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审理被告人秦柏故意杀人一案。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公诉人站起身，手里捧着厚厚的卷宗，声音庄重而清晰：“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秦柏因对1983年沈砚冤案判决不满，为报复当年办案人员及相关证人，于1986年3月至4月间，先后实施四起故意杀人行为：1986年3月12日，在呼兰县杀害郑钧；1986年3月25日，在哈尔滨市杀害顾行；1986年4月5日，在呼兰县杀害邵廷；1986年4月18日，在沈阳市杀害江屿。被告人秦柏作案手段残忍，使用匕首、枪支等凶器，造成四人死亡，社会影响恶劣。现有证据包括作案凶器、笔迹鉴定报告、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23项，均能证明被告人秦柏的犯罪事实，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提请法院依法判处。”

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将证据清单和实物证据一一呈上。法警拿着主匕首、备用匕首和那把64式手枪，依次展示给旁听席和合议庭成员看——匕首上的血迹虽然已经干涸，但依旧能让人联想到案发时的惨烈；枪支的枪托上，那个微小的“沈”字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这场悲剧的源头。

接下来是辩护律师发言。秦柏的辩护律师是法院指派的，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律师，他站起身，语气诚恳：“我的当事人秦柏确实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此，他本人供认不讳，没有任何辩解。但我请求法庭在量刑时，考虑以下两点：第一，秦柏的作案动机源于沈砚冤案，他是在长期的冤屈和痛苦中，才走上了极端的道路，与一般的恶性杀人案件有所区别；第二，秦柏在案发后有明显的悔罪表现，主动交代作案细节，为沈砚案的复查提供了关键线索，还委托律师将自己唯一的房产变卖，所得款项一部分捐给沈砚的母亲，一部分作为赔偿款交给受害者家属。这里有秦柏写给程野警官的感谢信，还有沈砚母亲刘桂兰女士的求情信，恳请法庭予以参考。”

老律师将信件递给法警，审判长接过信，当庭宣读了刘桂兰的求情信。信纸上的字迹有些颤抖，却透着真诚：“秦柏这孩子，也是个苦命人。他记着我们家沈砚的好，这些年偷偷照顾我，还帮沈砚洗清了冤屈。他杀了人，我知道他有错，该受惩罚，但我还是想求法院，能给他一个机会。要是实在不能，也希望他能走得安心些。”

信读完后，旁听席上响起了一阵低低的抽泣声。郑钧的妻子捂住嘴，眼泪顺着指缝流下来；顾行的母亲看着手里的照片，肩膀不停地颤抖。审判长敲了敲法槌，示意庭审继续：“现在进入质证环节，请关键证人程野出庭作证。”

程野站起身，走到证人席上，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以人格和职业操守保证，所提供的证言真实、客观，无任何隐瞒和伪造。”

公诉人首先发问：“程警官，根据你的调查，被告人秦柏在作案前是否有预谋？他的反侦察意识如何？”

程野看着公诉人，声音沉稳：“秦柏的作案有明确的预谋。他从1983年沈砚案发后，就开始策划复仇，提前三年踩点、练习笔迹、准备凶器，甚至为了掩盖身份，特意从事装修工作，培养自己的细致和耐心。在作案过程中，他刻意清理现场痕迹，选择偏僻的作案地点，反侦察意识极强，给前期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随后，辩护律师发问：“程警官，被告人秦柏在被抓捕后，是否配合调查？他对沈砚案的复查是否有帮助？”

“是的，秦柏配合度很高。”程野点头，“他被抓捕后，主动交代了所有作案细节，包括备用匕首的藏匿地点、笔迹练习稿的位置，还提供了当年预审科小李的线索，这些都为沈砚案的复查提供了关键支持，加速了冤案的平反进程。”

质证环节结束后，审判长看向被告席：“被告人秦柏，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现在可以进行最后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