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的呼兰，寒冬腊月的风裹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程野揣着四份按判决比例分配的赔偿款，每份2000元，还有沈砚案的平反通知书复印件，先去了郑钧家。

郑钧家在光明街的老家属院，楼道里没有灯，程野摸着墙往上走，每一步都踩得楼梯“吱呀”响。敲开门时，苏敏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摆着郑钧的遗像——黑框里的郑钧穿着警服，笑容严肃，遗像前的苹果已经放得发皱，却没人动过。窗户上贴着红色的窗花，是郑钧生前最喜欢的样式，此刻却让屋里的气氛更显冷清。

“程警官，进来吧。”苏敏的声音很轻，眼睛红肿得像核桃，她给程野倒了杯热水，杯子在茶几上留下一圈湿痕。

程野把2000元钱和平反通知书复印件放在桌上：“嫂子，这是秦柏的赔偿款，按判决比例分给您的。还有沈砚的平反通知书，您看看，他确实是冤枉的。”

苏敏拿起通知书，手指轻轻划过“无罪”两个字，沉默了很久。“我知道老郑有时候办案急，”她突然开口，声音带着哽咽，“他总说‘严打期间，案子不能拖’，可我没想到，会办错这么大的事。”她指着郑钧的遗像，“他当了一辈子警察，最看重的就是‘公正’，最后却因为办错案，丢了性命，你说这是不是命？”

程野看着她泛红的眼眶，心里不是滋味：“嫂子，老郑当年也是受了严打指标的影响，县局也有责任。秦柏的复仇虽然极端，但根源在沈砚的冤案，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苏敏摇摇头，把钱收进抽屉：“钱我收下，给孩子交学费。秦柏……我也不恨他了，他也不是天生的坏人，只是走错了路。要是沈砚的冤案早几年平反，说不定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了。”

离开郑钧家，程野又去了顾行家。顾行家在和平巷，是个带小院的平房，院子里的积雪还没扫，踩上去“咯吱”响。顾行的父母都是退休教师，开门时，两位老人的脸上满是疲惫，顾行的母亲手里还攥着一张顾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顾行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

“程警官，快进来，屋里暖和。”顾行的父亲把程野让进屋里，暖气不太热，顾行的母亲裹着棉袄，给程野倒了杯热茶。

程野说明来意，把2000元钱递过去：“叔叔阿姨，这是秦柏的赔偿款，给您二位的。”

顾行的父亲却没接，叹了口气：“程警官，我们知道沈砚是冤枉的，也知道顾行当年在复核沈砚案时，没坚持原则。他总说‘领导都定了的事，别较真’，现在想想，要是他当时多坚持一下，说不定沈砚就不会死，秦柏也不会走上绝路。”

顾行的母亲擦了擦眼泪：“这钱我们不能要，你帮我们捐给沈砚的母亲吧，她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比我们更需要这钱。”

程野愣了一下，连忙说：“阿姨，这是给您二位的赔偿款，怎么能让您捐出去？”

“就当是我们给沈砚的一点补偿吧。”顾行的父亲语气坚定，“顾行有责任，我们做父母的，也该替他承担一点。”

程野拗不过两位老人，只好答应下来。离开顾行家时，顾行的父亲送他到门口，轻声说：“程警官，以后办案，一定要多讲证据，少讲指标，别再让冤案发生了。”程野重重地点头，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1987年1月5日，程野去了邵廷家。邵廷家在法院家属院，是栋六层的楼房，楼道里的灯泡坏了，程野借着手机的光往上走。邵廷的妻子开门时，眼睛红红的，手里拿着一本蓝色封面的日记——是邵廷的日记。

“程警官，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邵廷的妻子把日记递给程野，“这是邵廷的日记，里面写了很多关于沈砚案的事，你看看。”

程野接过日记，翻开第一页，上面是邵廷工整的字迹。翻到1983年11月的那一页，里面写着：“今日复查沈砚案，发现凶器水果刀的来源存疑，仓库管理员说刀是1983年9月丢失的，而沈砚10月才被抓，明显不是他偷的。跟郑钧说，他却让我别管，说‘严打期间，案子能结就结，别影响指标’。我心里很纠结，知道沈砚是冤枉的，却不敢说，怕丢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