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的沈村，像被装进了一个闷热的蒸笼。午后的阳光烤得地面发烫，连村口的老槐树都耷拉着叶子，只有蝉在枝头拼命嘶鸣，搅得空气里满是烦躁的气息。刘桂兰坐在槐树下的竹椅上，手里捧着一张塑封过的黑白照片——是1983年沈砚的全家福，照片里的沈砚穿着蓝色工装，笑容青涩，胳膊肘搭在父母肩上，一家人的眉眼间满是欢喜。

程野拎着水果走进村口时，远远就看到了那抹坐在树下的身影。老人比五年前更瘦了，背也驼得厉害，蓝布衫洗得发白，袖口还缝着一块补丁，但手里的照片却被擦得一尘不染，边角没有丝毫磨损。

“婶子，我来看您了。”程野快步走过去，把水果放在旁边的石桌上，顺手帮老人把竹椅往树荫里挪了挪。

刘桂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她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怀里，拉着程野的手，声音有些沙哑：“程警官，你来了就好，我有话想跟你说。”

程野在旁边的小凳上坐下，看着老人紧绷的嘴角，心里隐隐有了预感。果然，刘桂兰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我今年八十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说不定哪天就走了。这辈子我没什么遗憾的——房子修好了，孩子们也孝顺，沈砚的冤屈也洗清了，可我总想着，能替沈砚听一句‘对不起’。”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块石头砸在程野心上。“郑钧虽然走了快二十年了，可他当年办错了案，让沈砚白受了那么多罪。我不是要怪谁，也不是要报复，就是想让他的家人知道，沈砚是冤枉的，能给孩子一个说法，哪怕只是一句‘对不起’。”

程野看着老人眼里的期盼，鼻子一酸。他知道，刘桂兰要的从不是补偿，而是一份对事实的尊重，一份对沈砚生命的认可。这些年，老人从不主动提沈砚案的过错方，甚至在别人说起郑钧时，还会替他辩解“当年可能也是有压力”，可这份深埋心底的心愿，终究还是成了她的牵挂。

“婶子，您放心，我去找苏敏姐谈谈。”程野握紧老人的手，语气坚定，“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会给您一个说法，也给沈砚一个说法。”

刘桂兰点了点头，从屋里拿出一个旧布包，层层打开后，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正是1986年沈砚的平反通知书。“要是她愿意来看看沈砚的墓，跟孩子说句话，我就满足了。”

离开沈村，程野直接去了县局档案室。档案室的空调开得很足，冷气顺着裤脚往上爬，和外面的闷热形成鲜明对比。管理员找了半天，才从最里面的架子上翻出一个积着薄尘的铁皮盒，上面贴着“1983年沈砚案主办人：郑钧”的标签。

程野戴上老花镜，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里面的卷宗已经泛黄发脆，纸张边缘微微卷曲，仿佛一碰就会碎掉。他一页页翻看——沈砚的口供记录上，有多处涂改痕迹，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出两种不同笔迹；李老汉的证言材料里，关键细节前后矛盾，却没有复核记录；还有几张黑白照片，是当年复查时拍的，照片里沈砚的手臂上有明显的淤青，脖颈处还有淡淡的勒痕，旁边的备注写着“疑似刑讯所致”。

最补充部分口供，承认错误”。程野看着卷宗封面上郑钧那熟悉的签名，想起当年苏敏说的“老郑有时候办案太急，总想着快点给受害者一个交代”，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郑钧当年或许有自己的难处——严打的压力、受害者家属的催促、对“快速破案”的执念，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办错案的理由。错了就是错了，无论过了多少年，都要正视。

程野把卷宗里的关键证据——沈砚的不在场证明、刑讯照片、平反通知书、小李的检讨，都复印了一份，整理成厚厚的一叠。他没有刻意删减或添加，只是客观呈现当年的事实，他想让苏敏知道，道歉不是否定郑钧的一生，而是承认当年的错误，是对沈砚的尊重，也是对郑钧职业生涯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