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李震就抱着那摞二十一份失踪案卷宗出了门。车窗外的城市还没完全苏醒，路边的早餐摊刚支起炉子，蒸腾的热气裹着油条的香味飘进车里，却没让他紧绷的神经放松半分。他要去的地方，是位于市心理研究所三楼的犯罪心理研究室——那里有他唯一能指望的“外援”，赵悦。

赵悦的办公室不像个研究室，倒像个被案件填满的“杂货铺”。四面墙上贴满了各种案件的照片、线索便签和心理分析图表，连书架上都堆着半人高的卷宗，唯一能称得上“整洁”的，是靠窗那张铺着白色桌布的书桌，上面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叠摊开的侧写报告。听到敲门声，赵悦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像在发光：“我还以为你要再等两天才来。”

“等不了了。”李震把案卷放在桌上，纸页碰撞发出“哗啦”的声响，“二十一个人，五年，全是边缘女性，最后都被定成‘自行离乡’，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赵悦没说话，起身走到墙边的白板前，拿起马克笔，先在白板中央画了个圈，然后在圈里写了“受害者画像”四个字。她回头看向李震：“把她们的基本信息、最后出现地点、社会关系，都跟我说一遍。”

李震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桌前，翻开最上面的案卷：“最早的是2019年的刘娟，28岁，有吸毒史，戒断后在餐馆当服务员，最后出现地点是城东城中村；2020年的赵敏，30岁，无业，偶尔从事性交易，最后出现地点是郊区废品站附近；2021年的陈莉，25岁，长期从事性交易，最后出现地点是江边拆迁区……”他一边念，赵悦一边在白板上记录，用不同颜色的马克笔标注出关键信息：年龄都在20-35岁之间，都有“吸毒史”或“性交易”标签，最后出现地点都集中在城市边缘的“三不管”区域，且都乘坐过无牌三轮车或面包车。

“看到了吗？”赵悦放下马克笔，指着白板上的标注，“这些不是巧合，是凶手精心筛选的结果。他选择的目标，都是社会关注度最低、失踪后最容易被‘合理化’的群体——在他眼里，这些人不是‘人’，是需要被清理的‘垃圾’。”

李震的手指在案卷上轻轻敲击着：“你的意思是，他把自己当成了‘城市清道夫’？”

“不止是清道夫，还是‘审判者’。”赵悦走到书桌前，翻开自己的侧写笔记，“他有极强的道德优越感，认为自己在替社会‘清除杂质’。这种心理的形成，通常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可能经历过家庭创伤，或者在社会中长期处于被忽视、被贬低的地位，所以通过‘审判’更弱势的群体，来获得心理上的补偿。”她顿了顿，又补充道，“而且他很聪明，知道选择这些目标，警方不会投入太多精力调查，这也是为什么五年了，他还没被发现。”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们逐份分析案卷，从受害者的穿着打扮、社交习惯，到最后联系的人、使用的交通工具，一点点拼凑着凶手的轮廓。赵悦的笔在笔记本上不停移动，偶尔停下来思考，然后又快速写下新的分析。直到窗外的太阳升得老高，她才合上笔记本，抬起头对李震说：“我大概能给出初步侧写了。”

她走到白板前，在“受害者画像”旁边画了个新的圈，写上“凶手侧写”：“男性，年龄在35-5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心理相对成熟，有足够的耐心和策划能力；拥有不受打扰的独立空间，比如郊区的仓库、农场、废品站，而且这个空间很可能就在城市边缘，方便他选择目标和处理‘痕迹’；从事的职业，大概率和‘分解’‘清理’相关，比如屠宰、废品处理、装修，这类工作能让他熟练掌握‘处理’的技巧，也能合理拥有工具；最重要的一点，他的外表极具欺骗性，可能是邻里口中的‘老实人’，话不多，不惹事，甚至会主动帮助别人，这种‘反差’能让他很好地隐藏自己。”

李震看着白板上的侧写，心里忽然想起了什么：“你说的‘独立空间’，会不会是养猪场？我之前看案卷，有几个受害者最后出现的地点，都靠近郊区的养猪场集中区。”

赵悦眼睛一亮：“有可能。养猪场符合‘独立空间’‘远离人群’的特点，而且屠宰、清理的工作性质，也和‘分解’相关。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这只是一个方向，需要进一步排查。”她把侧写笔记递给李震，“这个你拿着，后续调查可以围绕这个方向展开，但记住，侧写只是参考，不能作为唯一依据，凶手很可能会故意打破我们的预判。”

李震接过笔记，指尖拂过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心里像是有了方向。他起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时又停住脚步：“赵悦，你觉得……我们能找到他吗？”

赵悦看着他，眼神坚定：“只要他做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这些受害者，她们不是‘垃圾’，是活生生的人，她们的痕迹不会凭空消失，只是需要我们更耐心地去寻找。”

离开心理研究所，李震直接开车回了市局。他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拿着侧写笔记和案卷，去了三楼的会议室——今天上午有案情分析会，他要提出并案调查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