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三的DNA排除，像一记重锤，不仅砸碎了之前的侦查方向，也迫使李明浩和张建军以全新的、更审慎甚至更冷酷的目光，重新审视整个案件，以及那个终于被置于聚光灯下的中心点——陈记杂货店及其经营者陈国栋。

在返回市局汇报并制定下一步详细计划后，他们获得了上级的明确指示：以陈国栋为重点，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外围调查和秘密监控，同时，为了不打草惊蛇，也为了彻底理清所有可能购买红塔山香烟的潜在人员，对九十年代杂货店的常客，特别是可能频繁购买红塔山香烟的人群，进行一次快速但有重点的梳理。这既是侦查的严谨性要求，也是一种策略——如果陈国栋真是凶手，那么排查他的顾客，可以混淆他的判断；如果凶手另有其人（是某个常客），也不至于遗漏。

八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刚过，青藤镇口陈记杂货店的门被推开。这一次，李明浩和张建军没有再穿警服，而是便装，但他们的气质和目的性，让店内原本就昏暗的光线似乎都凝滞了几分。

陈国栋正坐在柜台后面那把磨得发亮的旧藤椅上，手里拿着一个苍蝇拍，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膝盖。他还是那身仿佛万年不变的深蓝色旧工装，洗得发白，袖口和领子磨损得厉害。听到门响，他抬起头。

这是李明浩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如此专注地观察这个人。陈国栋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五十五岁要苍老一些，身材瘦小，甚至有些佝偻，面色是一种长期不见阳光的、缺乏血色的苍白，颧骨微微凸起，脸颊瘦削，使得法令纹和嘴角的纹路格外深刻。他的头发稀疏，灰白相间，梳得一丝不苟，却更显刻板。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不大，眼睑有些下垂，眼白微微泛黄，眼神平静，甚至可以说是空洞，但当李明浩的目光与之接触时，却能感觉到那平静下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冰封般的戒备和疏离。他的手指细长，骨节突出，指甲修剪得很短，但食指和中指的指尖，有明显的焦黄色烟渍，那是长期吸烟留下的印记。

看到来人是张建军（他显然认识）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陈国栋敲打膝盖的动作停住了，但他脸上没有任何惊讶或惶恐的表情，只是慢慢地、无声地放下了苍蝇拍，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目光平静地看向他们，等着他们开口。

“老陈，打扰了。”张建军先开口，语气尽量平和，像是一次普通的走访，“有点事，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十年前店里卖的一些东西。”

陈国栋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依旧没说话。

李明浩上前一步，出示了警官证（虽然穿着便衣）：“陈老板，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十年前镇上的案子重启调查了，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一下。”

陈国栋的目光在警官证上停留了一秒，又移开，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只是喉结不易察觉地滚动了一下，声音沙哑低沉，像砂纸摩擦木头：“嗯。问吧。”

“我们想看一下你店里九十年代，特别是1995年前后的进货和销售记录，主要是关于红塔山香烟的。”李明浩直接说明来意，同时仔细观察着对方的反应。

陈国栋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随即展开，语气平淡：“十年了，早没了。那些破账本，占地方，前几年收拾屋子，当废纸卖了。”他顿了顿，补充道，“红塔山，那时候是卖过。镇上跑车的、有点闲钱的，会买。具体谁买的，记不清了。”

“一点记录都没有了吗？比如进货单、发货单之类的？”张建军追问，目光如炬。

陈国栋沉默了几秒，似乎在回忆，然后慢慢站起身：“进货单……可能还有点残的，在里屋堆着，不好找。”他示意了一下柜台后面那扇通往里间的小门。

李明浩和张建军对视一眼，点了点头。陈国栋掀开油腻的门帘，率先走了进去。李明浩和张建军紧随其后。

里间比外面店面更显阴暗潮湿，面积不大，堆满了各种纸箱、空瓶罐、废旧杂物，空气中弥漫着更浓的霉味和灰尘气。靠墙有一张简陋的木板床，被褥灰暗。床边是一个老式的、漆皮斑驳的木柜子。最引人注目的是，木柜子顶上，放着一台外壳已经发黄、落满灰尘的日本产“松下”牌老式录像机，旁边散乱地堆着十几盘用硬纸壳做外壳的录像带，录像带没有贴标签，外壳也是空白的，显得很是神秘。角落里，摞着几个装过水果的破纸箱，里面塞着一些破烂账本和单据。

陈国栋走到纸箱旁，弯腰在里面翻找了一会儿，灰尘飞扬。他抽出一张边缘破损、字迹模糊的泛黄纸张，递了过来。

李明浩接过，戴上手套仔细查看。这是一张手写的送货单，抬头是县里一家副食品批发部的名称，日期是“1995年6月20日”。在货物明细里，确实有“红塔山（硬盒）10条”的字样，后面有单价和总价。单据最了当时他确实进了不少红塔山香烟。但单据本身，并不能提供购买者的信息。

“只有进货单，销售记录真的找不到了。”陈国栋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语气依旧平淡，“卖了多少，卖给谁，真记不清了。每天人来人往的。”

张建军没有在记录问题上继续纠缠，他话锋一转，目光锐利地看向陈国栋：“老陈，1995年，具体是七月十二号晚上到十三号凌晨，八月二十五号傍晚，还有十月十八号晚上，这三个时间点，你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

这是直接询问不在场证明了。问题抛出，里间狭小的空间空气仿佛瞬间凝固。

陈国栋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是惊慌，而是一种深沉的、混合着不悦和被冒犯的阴郁。他下垂的眼睑抬了抬，迎上张建军的目光，那眼神依旧平静，却像深潭下的暗流。“张所长，”他刻意用了十年前的称呼，声音更哑了些，“你这是什么意思？怀疑我？”

“例行询问，所有相关人员都要问。”张建军语气不变。

陈国栋沉默了片刻，似乎在强压着某种情绪，然后缓缓道：“我还能在哪？就在这店里。晚上关门，就睡这后屋。我一个人，没老婆没孩子，没人能给我证明。但我没杀人。我一个开小店的，杀人家姑娘干什么？你们不能看我没亲人没靠山，就随便冤枉人。”

他的辩解听起来合情合理，独居老人的常态。但那种过于平静的反应，以及提到“没亲人没靠山”时语气里一闪而过的怨怼，都被李明浩敏锐地捕捉到了。

“我们没说是你，只是需要核实清楚。”李明浩缓和了一下气氛，目光却似无意地扫过那台老录像机和那堆空白录像带，“陈老板，那录像机还能用吗？录的什么？”

陈国栋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眼神微微一闪，随即恢复了平淡：“早坏了，十来年没动过了。以前进过一些空白带，想着录点电视节目，后来也没弄，就扔那儿了。”

这个解释听起来也合理。但一台“坏了”的录像机和一堆“空白”带，为何还保留在如此显眼的位置？李明浩记下了这个疑点。

他们没有在里间久留，知道再问下去也很难有更多收获，反而可能引起对方过度警觉。告辞离开时，陈国栋送他们到店门口，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那双泛黄的眼睛，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才慢慢转身，拉下了那扇半旧的木门板，从里面闩上了。杂货店提前打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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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杂货店，李明浩和张建军并未走远。他们来到镇上的老供销社——如今已经改制，但还有些老员工留守。张建军找到了当年在供销社负责香烟柜台的老职工周师傅，一个头发花白、记忆却还不错的老人。在表明身份和来意（以调查其他经济问题为由，避免直接关联命案）后，周师傅被请到了供销社后院一间安静的仓库里。

“红塔山？九十年代那会儿，可是好烟。”周师傅抽着张建军递过来的烟，眯着眼回忆，“咱们供销社也卖，但量不大，主要是供应镇上的干部和几个厂子的领导。私人买得多的……除了偶尔办喜事的，就是那些跑长途的司机，舍得花钱，要提神。”

“跑长途的司机？有印象特别深的吗？”李明浩引导着问。

“有啊！陈卫国嘛！”周师傅几乎不假思索，“那时候他开大卡车，跑省际长途，经常半夜路过咱们镇，有时候在我们这儿歇脚加油，就会买两包红塔山，说劲儿大，熬得住夜。这人吧，开车技术不错，就是……就是作风有点问题。”周师傅压低了声音，“听说在外面跑车的时候，不老实在，因为嫖娼还被外地派出所抓过，罚过款，在司机圈子里名声不太好。后来好像九十年代末就不怎么跑长途了。”

陈卫国！又一个姓陈的，但与陈国栋无关，是卡车司机。

“他后来去哪儿了？还在镇上吗？”张建军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