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无菌病房里的五天，对陈国栋而言，是身体创伤的缓慢愈合，更是精神囚笼的最后禁锢。子弹取出来了，伤口缝合了，在武装警察寸步不离的看守下，他像一头被拔去爪牙、困在铁笼中的衰老病兽，除了配合治疗，便是长时间的沉默，以及偶尔从噩梦中惊醒时，那双泛黄眼睛深处无法掩饰的、源自灵魂深处的惊悸。他不再试图辩白或喊冤，面对警方的初步问询，只是用嘶哑的声音重复：“等我好点……我会说……全都说。”
他知道，地窖被打开了，铁柜被搬空了，那些深埋了十年的、沾满血腥和污秽的秘密，已经暴露在阳光之下。DNA的匹配，如同上帝之眼最后的审判，不容置疑。抵抗，已毫无意义。
九月十五日，上午九点整。林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号审讯室。
这是一间经过特殊设计的房间，墙壁是能够吸收声音的深灰色软包，没有窗户，只有天花板上两排惨白的LED灯管，将室内照得如同手术室般明亮，不留任何阴影。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一种无形的、冰冷的压力。房间中央，固定在地面的金属审讯椅上，坐着陈国栋。他穿着一身过于宽大的蓝色看守所号服，越发显得瘦小佝偻。手腕和脚踝上都戴着沉重的镣铐，与椅子相连，限制了他的一切大幅度动作。他的头发被剃短，露出青白的头皮，脸上毫无血色，眼窝深陷，嘴唇干裂起皮，双手放在并拢的膝盖上，指尖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仅仅五天，他仿佛又苍老了十岁，那股曾经隐藏在麻木平静下的阴郁气息，如今已被一种行将就木的灰败和惶恐所取代。
审讯桌后面，坐着主审官李明浩。他穿着笔挺的警服，肩章上的警徽在灯光下反射着冷硬的光泽。他面前摊开着厚厚的卷宗、DNA鉴定报告、地窖物证的高清照片（录像带、刀具、遗物）、以及那本打开到关键页的、字迹歪扭的日记复印件。他的表情严肃，眼神锐利，如同一台精密的法律仪器，准备拆解对面那个罪恶的灵魂。张建军作为特邀顾问和本案最重要的见证者，坐在李明浩侧后方的一把椅子上，双手抱胸，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如同两把淬火的刀子，穿透空气，牢牢锁定在陈国栋脸上，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沉淀了十年的、冰冷的审视。角落里，一名年轻的记录员正襟危坐，手指悬在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上方，准备记录下每一句对话。
死一般的寂静在室内蔓延了将近一分钟，只有通风系统发出的微弱嗡鸣和镣铐偶尔摩擦的轻微声响。
李明浩率先打破沉默，他没有提高音量，声音平稳而清晰，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陈国栋，看看你面前这些东西。”他用手指依次点过DNA报告、物证照片、日记复印件，“你的DNA，与十年前三起命案现场提取的精液，以及后山现场你遗留的红塔山烟蒂上的唾液，完全匹配，同一认定概率超过99.99%。从你家杂货店地窖铁柜中，搜出作案使用的折叠刀，刀上残留血迹经初步比对与受害者相符；搜出你购买的、与案发现场同品牌的安定片；搜出三名受害者的部分遗物；还有这本，详细记录了你作案时间、地点、感受甚至变态心理的日记。”
他将那页写着“她们的害怕让我觉得满足，十字是我的记号，证明她们是我‘拥有’的”日记复印件，推到桌子边缘，让陈国栋能更清楚地看到。“证据链完整、确凿，零口供也足以定罪。现在，给你一个最后陈述的机会。坦白，是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对自己，对死者，对法律，也算有个交代。”
陈国栋的目光，如同被无形的线牵引，缓慢地、极其艰难地移向桌面的那些证据。他的视线先是在DNA报告那冰冷的图表和结论上掠过，瞳孔收缩；继而落在那些刀具和遗物的照片上，身体几不可察地哆嗦了一下；最后，定格在那页日记复印件上。看到自己十年前写下的、充满扭曲欲望的字句，他的呼吸骤然变得粗重起来，喉结剧烈滚动，干裂的嘴唇嚅动着，却发不出声音。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审讯室里只剩下他越来越急促、越来越紊乱的呼吸声。他的头越来越低，几乎要埋进胸口，肩膀开始无法控制地耸动。终于，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如同野兽受伤般的呜咽，从他喉咙深处挤了出来。紧接着，大颗大颗浑浊的眼泪，从他深陷的眼眶中涌出，顺着他苍老憔悴、布满皱纹的脸颊滚滚而下，滴落在冰冷的号服前襟和手腕的镣铐上。
“我认……”他的声音嘶哑破碎，带着浓重的哭腔和彻底的崩溃，“我全都认……是我干的……刘艳、王娟、李娜……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他抬起被铐住的双手，徒劳地想要捂住脸，却只能让镣铐发出更响的碰撞声。泪水模糊了他浑浊的双眼，十年的伪装、压抑、恐惧，在这一刻随着认罪的供述，彻底决堤。
张建军放在膝盖上的手，悄然握成了拳头。他等待这句话，等了十年。此刻听来，没有快意，只有一种沉甸甸的、混合着悲哀与释然的复杂情绪。
李明浩保持着冷静，追问道：“为什么？陈国栋，你与她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用如此残忍的方式，剥夺三个年轻女孩的生命？那个‘X’形的切口，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陈国栋哭泣着，断断续续地开始讲述，仿佛要将积压在心底十年的毒液，一次性呕吐干净：“我……我这一辈子，活得不像个人……爹妈死得早，叔伯不管，没念什么书，也没女人看得上……一个人守着那个破店，看着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成双成对，我心里……心里像有虫子在咬。”
他抬起泪眼，眼神空洞地望着审讯室惨白的墙壁，仿佛陷入了遥远的回忆：“后来……后来我弄了台录像机，从外地偷偷带回来一些……一些那种片子（色情录像带）。一开始只是好奇，后来……就上了瘾。晚上关了店，就一个人躲在后屋看……越看越觉得，电视里的那些女人，跟镇上走过的那些年轻姑娘，好像……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她们笑得那么开心，穿得那么好看，可我呢？我什么都没有……”
他的声音逐渐带上了一种扭曲的怨毒和自怜：“看着她们，我就想……凭什么她们能那么活着？我就只能像阴沟里的老鼠？一个念头……就那么钻出来了，赶都赶不走。我想……我想把电视里的，变成真的。想让她们……也怕我，也属于我，哪怕只有一次。”
“第一个……是刘艳。”陈国栋的叙述开始进入具体的犯罪过程，语气变得诡异地平缓下来，仿佛在描述别人的事情，“那天晚上，她下班路过我店门口，穿着白裙子，很扎眼。我鬼使神差地就跟了上去。她往镇外走，去了砖窑厂那边……那里晚上没人。我骑车（二八大杠）跟着，心里跳得厉害，又害怕，又……又兴奋。我提前准备了沾了安定药水的毛巾，是从卫生院开的，我说我失眠厉害。从后面捂上去，她挣扎了几下，就没动静了。”
他顿了顿，似乎在回忆当时的细节，眼神变得有些恍惚：“然后……我就做了想做的事。做完之后，看着她躺在那儿，我突然怕了。她要是醒了，去报警，我就完了。我不能让她说出去……我就……就掐住了她的脖子。”他的双手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个扼掐的动作，镣铐哗啦作响，“她没醒过来……眼睛一直睁着。我看着她，心里那股兴奋劲儿还没下去，就觉得……得留下点什么。让她，也让别人知道，她是‘我的’。我就用了随身带的刀（他指了指照片上那把带血的折叠刀），在她腿上……划了那个叉。”
“X？”李明浩追问。
“对，叉……十字。”陈国栋喃喃道，“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觉得，像个标记，盖个章。划上去的时候，皮肉翻开……那种感觉，很奇怪……让我觉得，我真的‘拥有’了什么，控制了什么。”他的嘴角甚至咧开了一个难以形容的、扭曲的弧度，随即又被更深的恐惧和眼泪淹没。
“王娟呢？”李明浩继续引导，声音冰冷。
“王娟……是第二个。过了快两个月，第一次的怕劲儿过去了，那种……想再来一次的感觉，又上来了。我在学校门口盯过她，知道她有时候放学喜欢去河边采芦花。那天傍晚，我就骑车提前去了芦苇荡深处等着……过程差不多，药量加大了，她睡得更沉。那个‘十字’，我划得更深了些……觉得……更完美了。还拿走了她篮子里的几朵芦花。”
“李娜是最后一个。”陈国栋的呼吸再次急促起来，仿佛那场冷雨夜的记忆尤为深刻，“她穿红毛衣，特别显眼。我跟踪她上了后山，下雨，没人。那次……她好像对药有点抵抗，中途有点要醒的样子，我慌了，使劲掐了她两次……后来就没事了。划标记的时候，雨很大，血混着雨水流……我觉得那红色，配着那个‘X’，特别……特别好看。我掏空了她的钱包，想骗警察以为是劫财的……还把她的项链摘下来看了，但没拿，觉得那个‘X’才是真正属于我的标记。”
他交代完三起案件的基本过程，时间、地点、手段，与现场勘查、物证、日记记录高度吻合。那个骑自行车跟踪、使用安定、扼颈致死、留下“X”标记的幽灵，终于褪去了所有神秘和恐怖的外衣，显露出其下这个苍白、瘦小、心理扭曲的杂货店老板的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