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的巴黎阴雨绵绵，银行会议室里的气氛却很热烈。第二轮融资洽谈会开始了，法国的银行家们看着《未来》小说的畅销数据，眼神里的犹豫少了很多。看来中国的市场潜力很大，一个行长敲着桌子，我们愿意追加贷款。

这次的融资额度定在25亿法郎，还是4%的年息，十年期。资金用途更明确：化学品、农用物资、水泥钢筋，还有从乌克兰调运的小麦。这些都是民生项目，风险低，我指着西北的农业规划图，那里有两千万亩荒地，改良后能养活一亿人。

化学品订单里，磷钾硝基化肥原料占了大头。法国的化工厂老板拍着胸脯：我们的化肥能让亩产提高三成，明年就能供货。我让他把样品寄回西北测试，同时要求技术转让——不能总依赖进口。

农用农具和灌溉设备的订单给了一个叫雷诺的公司，他们的拖拉机在欧洲很有名。我们可以提供小型拖拉机，适合西北的地形，老板指着图纸，还能改装成播种机。我想起那里的农民还在用牛耕地，立刻订了五百台。

水泥和钢筋的采购量最大，足够修两百公里铁路和十座工厂。施耐德的钢轨质量最好，钢铁商说，包十年不坏。我让他把钢轨的材质报告给周教授，确保能适应西北的温差。

乌克兰的小麦是通过法国的贸易公司订购的，一万吨，够西北基地吃一年。走黑海-地中海-印度洋航线，三个月到天津港，贸易商说，价格比美国的低一成。这能省下不少钱，正好用来多买些农业机械。

一整天的谈判下来，合同签了厚厚一叠。25亿法郎的贷款，加上之前的15亿，总共40亿——这在当时的中法贸易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银行家们笑着说：希望西北能成为中国的小法国我心里却想，它会成为比法国更强大的工业基地。

下午，杨梅生报告说第一批采购的物资已经开始装船了。三艘战舰在马赛造船厂开工，大炮和炮弹下周从波尔多港出发。天津港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他递来电报，张汉卿的人会负责接货，运到西北。

7月14日是法国的巴士底日，巴黎到处是庆祝活动。但我们要启程了，白里安和保罗?杜美亲自来送行。在火车站的贵宾室里，白里安握着我的手说：希望这些合作能成为中法友谊的基石。

趁别人不注意，我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总理先生，未来几年欧洲会不太平，您要小心极端主义势力。我知道他后来会竞选总统，却因心脏病去世，便提醒他：一定要注意身体，尤其是竞选期间。白里安愣了一下，随即点头：我会记住你的话。

和保罗?杜美的谈话更私密些。我告诉他，他未来会成为法国总统，但任期内会遇到经济危机，要提前储备黄金，我说，别相信纸币。还提醒他注意安全，有极端分子会威胁你的生命。杜美很震惊，问我怎么知道这些。若薇能预见一些事，我含糊地说，她对您很尊敬。

临走时，若薇把《未来》的最后一部分手稿交给伽里玛出版社，里面有复仇者联盟的故事。这会是最轰动的，她说，相信我。出版商们已经在门口等着，像迎接圣旨一样接过手稿。

火车开动时，白里安和杜美站在月台上挥手。巴黎的屋顶渐渐远去，埃菲尔铁塔的尖顶最后消失在云层里。我拿出笔记本，算了算这次法国之行的收获：40亿法郎贷款，炼钢、化工、航空技术，390名留学生，还有文化输出的初步成功。

下一步是德国，助理看着地图，那里的汽车和化工技术比法国更先进，而且现在经济崩溃，或许能捡到便宜。我想起之前与德国驻沪大使签署的一揽子合作框架协议，这次去多弄点人回中国才是正道。此时的德国，纳粹党彻底崛起，恶性通胀让马克变成废纸，这确实是个机会——用法郎或美元，能换到德国的顶尖技术人才和机械设备。

7月14日夜里，火车在雨中穿行。若薇靠在窗边，看着法国的乡村渐渐模糊。不知道德国会不会喜欢我的音乐，她轻声说。我安慰她：你的书已经在德国引起轰动了，他们会接受的。其实我更担心的是安全——希特勒的人肯定会注意到我们这些外国人，尤其是和法国合作密切的中国人。

7月15日，火车在卢森堡换乘，这里的车站很小，却很整洁。卢森堡的外交大臣短暂接待了我们，送了些当地的瓷器。德国的情况不太好，他低声说，你们要小心纳粹分子，他们排外得很。我谢了他的提醒，让张熊大加强戒备。

7月16日中午，火车终于抵达德国科隆。站台上很冷清，只有寥寥几十人在等候，和巴黎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迎接我们的是科隆市市长冯瑞珂，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脸色像天气一样阴沉。欢迎来到德国，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希望你们的访问能带来合作。

科隆的空气里弥漫着煤烟和啤酒的混合气味，街道上的行人大多面黄肌瘦，手里拿着一捆捆马克纸币——恶性通胀已经让货币变成了废纸。学生们看着这景象，都沉默了。助理叹了口气：这就是战败国的下场，我们要引以为戒。

冯瑞珂把我们安排在一家老旧的酒店，房间里的地毯都磨破了。科隆的工业受制裁影响很大，他在欢迎宴上说，工厂开工率不到三成，工人都快饿死了。他指着窗外的炼钢厂，那里曾经是欧洲最大的，现在只能生产农具。

晚餐很简单：黑面包、香肠和土豆汤，没有葡萄酒，只有啤酒。冯瑞珂喝着啤酒说：你们和法国的合作让德国人很羡慕，希望也能给我们一些订单。我想起德国的汽车和化工技术，便说：我们对汽车制造和化工很感兴趣，明天去参观工厂吧。

夜里，杨梅生报告说酒店周围有可疑分子游荡，穿着褐色衬衫——那是纳粹党的标志。他们在打听我们的行程，他低声说，要不要让德国警察加强巡逻？我摇了摇头，别惊动他们，我们自己小心就是。

站在酒店窗前，能看见科隆大教堂的双塔在夜色中沉默。这座城市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都城，如今却在屈辱中挣扎。

明天要去科隆大学，那里有60名留学生要安置。他们将学习德国最擅长的汽车工程和化工，这正是我们最缺的。我想起冯瑞珂的话，或许这次德国之行，会有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