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豫北平原，白日里热浪蒸腾，土地龟裂的纹路像老人手背上暴起的青筋，狰狞地伸向四面八方。卢润东乘坐的马车在土路上颠簸前行，车轮碾过干硬的土块，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仿佛大地在痛苦呻吟。

他掀起帘子，热风裹挟着尘土扑面而来。放眼望去，本该是玉米拔节、高粱抽穗的季节，田野里却只有零星枯黄的秸秆在热风中瑟瑟发抖。可就在这片焦渴的土地上，另一种生机正在顽强勃发——

道路右侧，三十多个赤膊汉子正喊着号子拉动绞盘。粗壮的麻绳从井口一节节升起，带出地下深处的湿土。“嘿——哟！嘿——哟！”号子声粗犷有力，汗水顺着他们古铜色的脊背流淌，在阳光下闪着光。井口旁，几个老人蹲在地上，仔细检查挖出的土样，用手指捻着，凑到鼻尖闻。

“这一层见湿土了！”一个白胡子老汉突然激动地喊起来，“再往下三丈，准能见水！”

人群爆发出欢呼。一个年轻后生丢下水桶就要往井里跳，被旁边人一把拉住：“不要命了！等支架加固好！”

卢润东的马车继续前行。转过一道土坡，眼前的景象让他呼吸一滞——一条新挖的水渠像大地的血脉，蜿蜒伸向地平线。渠岸上，数百人正在劳作：男人们用铁锨清理渠底，女人们排成长龙传递土筐，孩子们提着瓦罐给大人送水。更远些的山坡上，一队人正在栽树，每棵树苗根部都裹着浸透水的草席。

“同志，前面就是安阳地界了。”赶车的老汉抹了把脸上的汗，在衣服上蹭了蹭手，指着远处山腰，“您瞧那儿——太行引水渠的设计，咱们自己琢磨出来的！”

卢润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半山腰一处平地上，一群人围着一张摊在木板上的图纸。图纸是用旧报纸拼接而成，上面用炭笔画着密密麻麻的线条。一个戴草帽的中年人正用木棍指着图纸讲解，周围七八个人听得入神。旁边，一面褪了色的红旗插在石缝里，在热风中猎猎作响，旗面上“战天斗地”四个大字已经斑驳，却依然醒目。

“去年这时候，这儿还是一片死寂。”老汉自顾自地说着，声音里有一种经历过绝望后的平静，“逃荒的人一拨接一拨，树皮都扒光了。后来聚村抗旱的法子传过来，县里组织了十几个村的劳力，集中打井修渠。现在......”他顿了顿，语气里有了底气，“现在至少不饿死人了。”

马车驶近打井工地时，日头已经偏西。十几架人力绞盘在同时运转，吱呀吱呀的声音响成一片。一个满脸泥水的年轻人看见马车，直起腰挥了挥手，露出一口白牙：“卢先生！您可算到了！”

卢润东跳下马车，热浪瞬间将他包裹。空气里弥漫着汗水、泥土、石灰和井底湿气混合的复杂气味。指挥中心的窝棚搭在工地东侧，是用木棍、秸秆和破帆布临时搭成的，棚顶压着防雨的油布，四周用土坯垒了半人高的墙。

窝棚里闷热得像蒸笼。三张粗糙的木桌拼在一起，上面摊满了图纸、表格、账本。一盏煤油灯挂在棚顶，尽管是白天也点着——棚内光线太暗。一个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正俯身在图纸上画着什么，手臂上晒脱的皮一层叠着一层。

“赵大勇。”卢润东叫了一声。

汉子抬起头，眼睛布满血丝，但眼神锐利：“卢先生！您来得正好！”他直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发出咔吧的响声，“这是第三十七口井了。按照您提供的图纸，咱们改了绞盘结构，加装了滑轮组，现在一天能打下去八丈深。”

卢润东走到桌前。图纸上标注着这一带的地质结构：上层是五丈厚的黄土，中间有三丈砂石层，再往下是页岩。每口井的深度、出水量、受益户数都详细记录。旁边一本账册上，用工、用料、粮食消耗记得清清楚楚。

“聊城那边情况怎么样？”赵大勇递过来一碗凉开水。碗是粗陶的，边缘有个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