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的夏茅客运站，灯光惨白，候车厅里横七竖八躺了不少人，有的裹着蛇皮袋子睡，有的靠着行李箱打盹。

我跟双哥排在检票口。

他背了个黑色旅行包，鼓鼓囊囊的，里面塞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两条烟。

左手拎着一个塑料袋，透过袋子能看见里面一双小孩的红皮鞋，亮面的那种，鞋底白色，看起来挺扎眼。

出发前我问他买的几码。

他说不知道，在夏茅一个鞋店上挑的，指了一双最小号的就给钱了。

卖鞋的老板问他小孩多大，他答不上来。

愣了两秒说四岁，大概。

大巴是那种老式卧铺车，上下两层铺位。

四十多个人挤在一块，行李架上塞满了，过道里还堆了几个编织袋。

发车之前乘务员拿喇叭喊了三遍不许在车上抽烟，没人理。

双哥在靠窗的下铺，我挨着他。

车一开出市区他就不说话了。

广州的灯火退到后面去，窗玻璃上映着他的脸，看不清表情。

我也没找话题。

这种时候说什么都不对。

说轻了是废话，说重了添堵。

车过了韶关，天亮了。

灰蒙蒙的，太阳没出来，云层压得很低。

车厢里开始热，有人脱了鞋，脚臭味顶着脑门子。

前排一个抱小孩的女人在泡方便面，热水洒了一半在地板上，调料包的味道往后面飘。

双哥还是盯着窗外。

过了郴州，他忽然问我：“你说她会不会已经嫁人了？”

我随即回道：“你那表姑没说这事吧？”

“没提。”双哥摇了摇头。

“那就别瞎琢磨。”我笑道。

他没再接腔。

车到怀化的时候下午两点，停了半个钟让乘客吃饭上厕所。

车站边上一排苍蝇馆子，炒菜六块钱一盘，米饭随便添。

双哥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说吃不进去。

我把他那盘菜端过来扒完了。

他看着我吃，来了句：“你倒是不愁。”

“饿着肚子上路，到了山里更没力气，你好歹再吃两口。”

他夹了一筷子豆芽塞进嘴里，嚼了半天才咽下去。

重新上车之后，路开始变了。

湖南西边全是山，公路绕着山转，一个弯接一个弯。

车身左摇右晃，行李架上有个箱子滑下来砸到过道里，没人去捡。

窗外的山越来越高，颜色从黄绿变成深灰，偶尔看见山腰上几户人家，木头房子，屋顶上冒着炊烟。

双哥晕车了。

他脸色发灰，额头冒汗，硬撑了二十分钟，最后还是吐了。

我把车上发的塑料袋递给他，他趴在铺位边上干呕，吐出来的全是酸水。

司机在前面喊：“吐的把袋子扎好，别弄地上！”

我帮他扎好袋子扔进垃圾桶。

他躺回去，把那个装红皮鞋的塑料袋压在胸口。

到铜仁的时候已经第二天下午三点多。

十八个小时。

我腿都坐麻了，下车的时候踩地上差点没站稳。

出了车站，街上跑的大多是拖拉机和三轮，柏油路面坑坑洼洼，路牙子上蹲着几个卖橘子的老太太。

空气里烧柴火的味道很重，跟广州完全两个世界。

“先找地方住。”我说。

车站旁边一条巷子里有几家招待所，招牌用红油漆刷在墙上，字都褪了色。

挑了一家写着“鑫源旅社”的，前台是个穿军大衣的老头，登记了身份证，十五块钱一晚。

房间在二楼尽头，推门进去，一张木板床，一床棉被叠得歪歪扭扭，被单上有洗不掉的黄渍。

墙角一个铁脸盆架子，漆掉了一半，上面搭着一条灰扑扑的毛巾。

窗户是木框的，关不严，风从缝里钻。

山里的风跟广州不一样。

冷，干，刮在脸上像砂纸。

双哥把包扔在床上，坐下来发呆。

我下楼去打听路线。旅社对面有家小饭馆，卖粉的，门口支了口大锅，热气腾腾。

老板娘是个四十来岁的妇女，一边擀面一边跟我说：“去盘石镇啊？先坐班车到松桃县，松桃再转车去盘石，到了盘石镇之后还得走山路。”

“走多久？”

“岩寨村？那个地方我晓得，不通公路的，从镇上走进去起码两三个钟头的山路，摩托车也不能载人进去，那个路不好，还得看天气。前阵子下了几场雨，路怕是不好走。”

我点了两碗牛肉粉端上楼。

双哥这回吃了大半碗，脸色好了一些。

第三天一早去松桃的班车七点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