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0章：网络的升华

一九七六年早春，北京城还笼罩在冬末的寒意中，但护城河边的柳树已经悄悄冒出了鹅黄的嫩芽。

李建国站在轧钢厂办公楼窗前，望着厂区内忙碌的景象，心里却在想着另一件事——三天前，他收到了信托商店老掌柜传来的一个消息：东城一位姓吴的老画家，因“散布反动言论”被带走调查，家里只剩下病弱的老伴和刚上初中的孙女。

按照以往的流程，李建国会准备好药品，通过一级节点传递过去，确保那家人的基本医疗需求。但这一次，老掌柜传来的信息更复杂：

“吴老被带走前，烧掉了大部分手稿，但有一批画作和笔记藏在邻居家。邻居害怕，想转移又不敢。吴家生计困难，孙女可能辍学。请求指示。”

短短几句话，勾勒出一个家庭即将破碎的图景。而李建国的“暗夜神医”网络，第一次面临超越医疗救助的难题。

下班后，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道去了东四澡堂。雾气蒸腾的大池子里，老王头已经在等他了——这个修自行车的老人，如今是网络在西城片区的核心节点之一。

“情况都知道了吧？”李建国压低声音，两人泡在热水里，周围是哗啦的水声和别人的谈笑声，构成了天然的掩护。

“知道了。”老王头点头，“吴老的画，我去看过。藏在隔壁老陈家煤棚的顶棚上，用油布包着，大约三十幅，还有一些手稿。老陈怕啊，这两天总有人在他家门口转悠。”

“吴家经济情况呢？”

“难。”老王头叹了口气，“吴老原本有点积蓄，但这几年看病花得差不多了。现在他被带走，街道停发了生活费，老伴的病需要常年吃药，孙女上学要钱……眼看就要揭不开锅了。”

李建国闭上眼睛，热水包裹着身体，但心里却一阵发凉。这不是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生存问题，是保护文化财富的问题，是一个家庭可能就此破碎的问题。

“网络里……有谁能帮忙？”他问。

老王头想了想：“东城粮店的老赵，他媳妇在街道办工作，也许能想办法保住一部分生活费。南城废品站的小孙，他那儿地方大，能暂时存放东西。还有……海淀中学的刘老师，她也许能帮那孩子继续上学。”

这些都是网络里的成员——被李建国救治过的人，或者被救治者的亲友。他们分布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区域，平时可能互不相识，但在需要的时候，却可以因为一个共同的信念而连接起来。

“你协调一下。”李建国说，“原则是：第一，保证吴家基本生活；第二，保护那些画作和手稿；第三，让孩子能继续上学。所有行动要分散进行，不能让任何人察觉这些帮助是有关联的。”

“明白。”老王头点头，“就像以前运药一样，东城送米，西城送钱，南城存东西，互不知情。”

“对。”李建国说，“但这次更复杂，要更小心。”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一场无声的救援行动在北京城的几个角落里悄然展开。

东城粮店的老赵，以“困难职工补助”的名义，通过媳妇在街道办的关系，为吴家申请到了一笔临时生活费。钱不多，但够买米面油盐。

南城废品站的小孙，在一个深夜开着三轮车来到东城，从老陈家的煤棚顶棚上取走了那包画作和手稿。他把东西藏在废纸堆的最底层，上面压着真正的废品——这是最安全的隐藏方式，因为没有人会去翻废品站的垃圾。

海淀中学的刘老师，以“优秀学生助学金”的名义，为吴老的孙女申请了学费减免，还把自己孩子穿小了的衣服整理出一包，说是“亲戚家孩子的旧衣服”。

所有这些行动，都是通过老王头这个枢纽协调的。老王头就像蜘蛛网的中心，接收李建国的指令，然后分别联系不同的人，布置不同的任务。而执行任务的这些人，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只知道自己要做一件事：帮助吴家。

这就是网络的升华——从单一的医疗救助，发展成为多维度、多功能的社会支持体系。

一周后，李建国收到了各方的反馈。

老掌柜传来的纸条：“米面已送，钱已到。老赵说，街道那边他打点好了，每月会有基本生活费。”

老王头在澡堂汇报：“画作已转移，小孙说放在他那儿绝对安全。废品站每天进出那么多东西，没人会注意。”

刘老师通过一个学生的家长——这位家长也是网络成员——传话：“学费已免，衣服已送。孩子成绩很好，我跟学校说了，重点培养。”

李建国看着这些信息，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欣慰，因为一个家庭得救了；感慨，因为这个网络已经拥有了如此强大的能力；但也有一丝忧虑——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风险也越大。

然而，网络的升华还在继续。

三月初，顾维钧通过特殊渠道送来一份材料，不是经济分析，而是一份名单——一份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受到冲击的文化界人士名单。老人附了一张纸条：“树欲静而风不止。早做准备，或有裨益。”

李建国看着这份名单，上面有作家、画家、音乐家、学者……二十多个名字，有些他认识，有些不认识。但顾维钧的用意很明显：提前预警，让网络做好准备。

这意味着，网络的功能又要扩展了——从被动反应，转向主动预警。

李建国开始思考如何建立预警机制。他想起了那些分布在各个行业的网络成员：学校老师、医院医生、工厂工人、街道干部……他们都是社会的眼睛和耳朵，能看到、听到普通人注意不到的信息。

如果能把他们的观察汇总起来，加以分析，也许就能提前发现风险，提前采取行动。

但这需要更严密的组织，更安全的通讯，更高效的信息处理。

四月中旬，一次突发事件验证了预警机制的必要性。

那天下午，李建国正在厂里开会，忽然接到林婉清从家里打来的电话——这是紧急联络信号，除非有重大事情，否则不会在上班时间打电话。

“建国，振华的班主任刚才来家访。”林婉清的声音很紧张，“问了很多关于你的问题，还特别问了你平时看什么书，和什么人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