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东京，录音室的白墙上映着工作人员忙碌的影子。

《乐与怒》的MV拍摄排上了日程。家驹站在镜头前，穿着那件绿色的牛仔外套，衣领微微竖起，吉他背带斜挎在肩上。导演喊了“开始”，他便低下头，手指在琴弦上滑动，一遍又一遍，专注得像是这个世界只剩下他和那把吉他。每拍完一组镜头，他就走到监视器前看回放，点点头，又摇摇头，再走回去，重新来过。

乐瑶站在角落里，手里攥着一份刚传真过来的文件。纸张还带着机器余温，但上面的数字已经凉透了。

《乐与怒》发行头一个月，销量约五万张。首批出货两万余张之后，几乎没有唱片店要求追加。三周后，专辑跌出了销量榜前十。

她低头看着那几行字，把它翻过去，又翻回来。五万。不是没有数字的概念，只是这个数字落在纸上的时候，比她想象的要轻。她想起这张专辑在日本录音室里被一点点打磨出来的那些日夜，想起家驹趴在桌上写谱的背影，想起那架旧钢琴被搬进录音室时他眼里的光。那些东西，都称不出重量。

她把传真折了两折，塞进托特包的最里层，拉好拉链。

抬起头的时候，家驹正朝她走过来，手里拎着两瓶水，脚步不紧不慢。他递给她一瓶，自己拧开另一瓶喝了一大口，喉结滚动了两下。“做咩戙喺度？”他问，目光落在她脸上，像是什么都看见了，又什么都没问。

乐瑶把水瓶握在手心里，凉意从掌心渗进来。“冇嘢，睇下佢哋拍嘢。”

家驹“嗯”了一声，没再说话，靠在她旁边的墙上，也看着那边忙碌的工作人员。两个人就那么站着，肩膀之间隔着一拳的距离，谁也没看谁。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开口：“香港嗰边，系咪有消息过嚟？”

她的手指在瓶身上收紧了一下。她没有立刻回答，也没有转头看他。他的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像是在问今天午饭吃什么。她不知道他是从她的表情里看出来的，还是从别的什么渠道已经知道了。她只是点了点头。

“卖得好唔好？”他的声音还是那样，低低的，不带什么起伏。

乐瑶沉默了几秒。“唔系好好。”她说，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录音室里那些嘈杂的声响淹没。然后她拉开托特包的拉链，把那张传真抽出来，递给他。

家驹接过去，展开，低头看。她站在他旁边，没有看他的表情。她只是站在那里，等他看完。过了很久——也许只有几秒，也许更久——他把传真折好，递还给她。那双手很稳。“五万张啊。”他说。然后他把水瓶举到嘴边，又喝了一口，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收埋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