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下没有影子。

我站在站台尽头，黄光落在脚前半米，照出一片浮尘在空气中缓慢旋转。那盏灯是老式的钨丝灯泡，外层蒙着铁皮罩，边缘锈蚀得厉害。我盯着它看了三秒，没动。扳指贴在掌心，温的，像一块刚从血里捞出来的石头。左臂的伤口还在渗血，顺着小臂滑到指尖，滴下来，砸在水泥地上，声音很轻。

一步。

两步。

走到光圈边缘时，我闻到了一股气味——不是灰雾的铁锈味，也不是尸体腐烂的酸臭，是樟脑和旧报纸混合的气息，像是二十年前那种街角杂货店的味道。我停下，低头看自己的手。手背上的血管开始发烫，皮肤底下浮起一丝幽蓝的纹路，像电流在爬。

我没有回头。

身后站台的柱子、手印、监控探头，全都被留在了黑暗里。我不需要确认它们是否还存在。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在刚才那个空间了。

脚踩上自动扶梯台阶的瞬间，金属轻微震了一下。台阶开始向上移动，发出老旧齿轮转动的咯吱声。我站着没动，右手垂在腰侧，离格林机枪还有十公分距离。掌心忽然一沉，一点虚影浮现出来——是个穿制服的男人，戴着值班帽，胸前别着“地铁运营1998”的铭牌。他嘴唇开合，声音断续：“末班列车延误……禁止通行……重复，禁止通行……”

虚影只维持了两秒就散了。

我抬起左手，用拇指抹过扳指表面。血痕还在，干了，变成暗褐色。这东西现在能主动唤出残影，也能让我看见痕迹。但它也开始变了。不只是温度，还有重量。它吸了什么进来，我没看清，但能感觉到。

扶梯升到顶。

前方是出口闸机，玻璃门敞开着，外面是街道。我走出去，风迎面吹来，带着梧桐叶和汽油尾气的味道。广告牌挂在楼梯侧面，上面是个穿连衣裙的女人，举着一瓶汽水，牌子写着“清泉可乐”。路边停着一辆绿色公交车，车头插着路线牌：12路，终点站——东安门。

这是二十年前的城。

街上有人。穿的确良衬衫的男人骑着二八自行车，后座坐着穿红裙子的小女孩；一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在报亭前停下买烟；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少年勾肩搭背走过，其中一个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他们走动，说话，呼吸，但没人看我。我从他们中间穿过，像穿过一层水幕。他们的影子在地上，我的没有。

我站在街中央，抬头看天。

云层很低，灰白色，不像是要下雨，也不像是晴天。没有灰雾，没有灵体漂浮的痕迹，也没有亡灵低语强行灌入耳中。只有风，吹过电线，发出细微的嗡鸣。

手背的蓝纹还在蔓延，已经爬到手腕内侧。我脱掉战术背心右袖，露出整条手臂。血管在皮下搏动，颜色越来越深，像墨水在宣纸上晕开。我没有慌。慌没用。三年来我见过太多比这更离谱的事——死人睁眼说话，尸体长出新器官，城市一夜之间消失一半。这点变化，不算什么。

我摸了摸右眼下方的伤疤。它有点痒，但没裂开。

远处传来婴儿啼哭。

声音很细，断断续续，像是被风吹得支离破碎。我转身，循声走去。街道两侧的建筑依旧保持着二十年前的模样，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红砖，窗户上贴着泛黄的窗花。我路过一家音像店，橱窗里摆着Vcd海报，《泰坦尼克号》《黑客帝国》《少林足球》，全是那个年代的东西。

啼哭声来自一辆婴儿车。

车停在便利店门口，锈迹斑斑，遮阳篷塌了一半。我走近，蹲下。车内空无一物，垫子发霉，布满灰尘。但我耳朵里突然响起了心跳声——很急，很密，像一只受惊的小动物在胸腔里撞。那是七岁时的心跳。我记得那天，母亲带我坐地铁，我在车上睡着了，醒来时她正抱着我，手指轻轻拍我的背。那一次，是我最后一次听清自己的心跳。

我闭上眼，左手握紧扳指。

低语来了。

不是亡灵的声音，是我的记忆。胎儿在子宫里的浮动感，脐带传来的震动，产道挤压的剧痛，第一口空气灌进肺部时的灼烧——这些画面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我差点松手。只要一松，就会被拉进去，回到那个最原始的状态，变成一个只会哭喊的生命体。

我不想回去。

我咬破舌尖，血腥味在嘴里扩散。疼痛让我清醒。我睁开眼，盯着婴儿车底部的金属支架，低声说：“这不是真的。”

声音不大，但有效。

低语退了。

我站起来，后退两步。手背的蓝纹停止蔓延，停留在手腕上方三公分处。它还在跳，像有东西在里面搏动，但节奏慢了下来。

就在这时，眼角余光扫到三点寒光。

左侧巷口，一个人影走出来。

七岁，短发，脸上沾着血，右手握着一把生锈的匕首。他穿着病号服，左脚拖着，走路一瘸一拐。那是我。我认得那件衣服——父亲实验室的隔离服，灰色，左胸口有个编号：07。

他盯着我，眼神狂躁，像是随时会扑上来。

前方公交站台，另一个身影出现。

二十岁左右，穿军装，但已经破损，肩膀处撕开一道口子，露出里面的肌肉组织。他手里握着一把制式手枪，枪管微微下垂，但枪口始终对准我。那是青年时期的我。我参加清道夫部队的第一年，执行任务时被变异体抓伤，靠注射临时血清活下来。那一枪，本来该打穿我自己的头。

右侧高楼阴影下，第三个身影缓缓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