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上海宝钢工地如同熔炉。

传奇处长程自庸调回的消息像颗石子投入沸水。

我忐忑敲开程自庸那扇斑驳的木门，屋里堆满图纸与旧书。

“小考？”程自庸那双洞悉一切的眼扫过我，“攀枝花的泥巴味还没散尽啊。”

他竟知道我所有创新：混铁车解体坑、水急鱼跳法……

窗外打桩机轰鸣着，他突然放下搪瓷杯：“技术推动？不够。”

“那要如何？”我喉头发紧。

老人吐出三个字，惊雷般炸响在狭小房间里——

“万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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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上海，像一块刚从滚水里捞出来的热铁，空气粘稠沉重，烫得人喘不过气。宝钢工地的庞大轮廓在湿热的雾气里蒸腾起伏，无数钢铁骨架刺向灰蒙蒙的天空，焊枪喷射的蓝白色弧光此起彼伏，切割着闷热的空气，发出滋滋的锐响。巨大的打桩机如同不知疲倦的钢铁巨兽，每一次沉重的夯击，都让脚下的大地发出沉闷的呻吟，连同胸腔里的脏器也跟着震颤。汗水刚从毛孔里钻出来，还没滑落，就被这无处不在的热浪舔舐殆尽，只留下一层粘腻的盐霜，贴在皮肤上，又痒又刺。空气里混杂着浓重的混凝土的盐碱味、钢结构焊接的焦糊味、河浜淤泥的土腥味，还有一种属于庞大建设工地特有的、混杂着汗水和机油特有甜香气息，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就在这片喧嚣与沸腾的中心地带，靠近SJY分指挥部边缘的一片新建的生活区里，我从一辆沾满泥点的吉普车上跳下来。路边简易围墙被刷上了“建设现代化钢铁基地”、“时间就是钢铁”的标语，红漆在酷暑下有些剥落卷曲。吉普车卷起的尘土还未完全落下，空气中弥漫着工地的味道。

“‘程自庸回来了！’——这消息传得比电话还快啊。”我拍了拍裤腿上蹭的灰，心里嘀咕着这个名字的分量。几天前，这个名字如同投入滚油的一滴水，在整个宝钢SJY系统内部炸开了锅。私下里、食堂饭桌旁、调度会间隙，那些压低嗓音的议论，那些带着敬畏与好奇的目光，都围绕着这个刚从攀枝花调回的传奇人物。

程自庸，这三个字本身就像一部浓缩的时代史。上海弄堂里的穷小子，咬着牙从泥水小工做起，摸爬滚打，愣是凭着苦干和机灵，一步步爬到旧上海滩营造厂“作头”（相当于：包工头或者专业技术工长）的位置，甚至能操一口让洋人皱眉却也勉强能懂的“洋泾浜”英语，深得老板信任。解放前夕风云突变，老板仓皇南逃，竟将这偌大的营造厂子和一帮弟兄托付给了他。有人说那老板途中遇了海难，再无音讯。

程自庸没半点含糊，护着厂子，护着人，等来了新天地。一声号召，他二话不说，拉起队伍就北上支援东北建设101厂、建设鞍钢，挥师南下建设武钢、马钢，再一头扎进三线重庆2350、西南三线重地地轴裂谷攀枝花三线建设。文革的风暴也没饶过他，“混进党内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大帽子扣下来，批斗、下放……腥风血雨熬过去，平反了，恢复工作了，依旧在那计划处长位置上，像一棵生了根的树。

考绿君子一九六三年刚进四公司当学徒那会儿，耳朵里灌满了他那些神乎其神的传说——别的单位眼馋他的本事，想借调，开出拿总工程师来换的条件。咱们那位以吝啬和精明着称的公司经理，眼一瞪：“啥？总工程师？一个不行，三个也不换！程自庸是咱的定盘星！”

如今，一个临近退休的老处长，总公司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硬生生把他从攀枝花挖到上海宝钢前线。这背后的深意，不言而喻。改革开放的春风看似和煦，吹到宝钢这艘钢铁巨轮上，却激荡着前所未有的暗流和漩涡。那些计划经济的坚冰需要破开，新的航道需要开辟，需要精于计算、深谙经营之道的老舵手来掌一回舵。

程自庸，这位旧上海滩摸爬滚打出来、又在新中国建设熔炉里千锤百炼过的“科长王”“处长王”，正是这关键节点上最合适的那把钥匙。他的头脑里装着的不只是冰冷的数字和图纸，更有一套在复杂现实中淬炼出的、带着烟火气的经济理念和经营智慧。

心里琢磨着这些，脚步已穿过几排砖混结构五层楼的宿舍房。这里是分指挥部早期建起的职工生活区，与原来带着点临时过渡的匆忙感的大型临时设施不同，这里却是合规合规的正式建筑。目标是一楼尽头那间，油漆铮亮的木门紧闭着，窗台上摆着几盆暗香吐芳的茉莉，白色的花朵在热风中多姿多彩地摇曳。门框上的油漆，露出底下的木纹的质感。

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那点莫名的紧张和久别重逢的生疏感，考绿君子抬手，指节在门板上敲击了三下。

“笃、笃、笃。”

声音不大，但在午后这片相对安静的角落显得格外清晰。

里面传来一阵轻微的窸窣声，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了门后。紧接着，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向内打开一道缝隙。一张熟悉又仿佛被岁月加深了刻痕的脸出现在门缝后面。

正是程自庸。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圆领汗衫，外面松松垮垮套着一件半旧藏青色卡其布工装外套——这几乎成了他几十年的标志。头发花白稀疏了不少，梳理得还算整齐，额头和眼角的皱纹深刻如斧凿，那是岁月和风霜留下的印记。

然而，那双眼睛！眼皮微微有些下垂，但眼神却丝毫没有浑浊，反倒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平静无波，却透着一种直抵人心的锐利。仿佛能穿透一切表象，看清你骨子里最深处的东西。此刻，这双眼睛正落在考绿君子脸上，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诧异。

“小考？”他浓重的上海口音普通话响了起来，尾音微微上扬，带着确认的意味。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两秒，随即那点诧异化开，嘴角牵起一丝若有若无的、难以捉摸的笑意。他侧身让开通道，语气是多年未变的干脆利落，“多年不见，进来，进来。”

“程处长！”我赶忙应声，一步跨进门内。一股混合着旧纸张、樟脑丸和淡淡灰尘的气味扑面而来。屋内的景象印证了这气息的来源：空间不大，陈设极其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一张老旧的木架子床紧靠墙边，铺着素净的蓝白格子床单。

占据房间中央最大位置的是一张厚重的、漆面早已磨花的枣红色办公桌，上面几乎没有空余的地方。摊开的图纸、厚厚的账册、卷了边的工具书（英文版《建筑工程概预算原理》、中国建筑工业版《工业建设施工组织与计划》赫然在列），还有几叠不同颜色的文件票据，堆得像一座座小山。

桌角放着一个搪瓷大茶杯，杯壁上印着褪色的红字“攀枝花建设纪念”。墙角立着几个鼓鼓囊囊的旧式樟木箱和帆布行李袋，显然还没完全归置妥当。唯一显出点生活气息的，是床头柜上一个小小的相框，里面是一张褪色的全家福，那时的程自庸正值壮年，意气风发。

“程处长，未打招呼，乍然来访，实在唐突，请老领导原谅。”我站在略显局促的屋子中央，诚恳地说道。

程自庸摆摆手，径自走到桌边，拿起那把巨大的搪瓷杯，又从一个印着“安全生产”字样的铁皮暖水瓶里倒水。水流注入杯中，发出沉闷的咕咚声。“没关系，没关系，”他的语调平缓，听不出情绪，“坐。有什么事吗？”他指了指桌旁一张同样饱经风霜的木椅子，自己则端着续满水的茶杯，在桌后那张唯一的藤椅上坐了下来。

我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椅上坐下，脊背下意识地挺得笔直，如同当年在说，声音在这安静的小屋里显得格外清晰，“就是得知您调回上海了，心里高兴。一来是专门过来拜望您，二来……也是想看看老领导刚安顿下来，有什么琐碎杂事需要跑腿的？千万别跟我客气。”这番话半是敬意，半是真心实意的关切。面对这位当年仰望的传奇人物，那份源自心底的尊重从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