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州边境，司马懿“稽查”新政引发的民怨，如同不断加压的锅炉，终于到达了临界点。这一日，雁门郡某处税卡，税吏再次以“夹带违禁铁器”为名，欲将一支从“玄鼎”控制区贩运皮货、药材归来的中型商队货物全部没收。商队首领苦苦哀求，愿意缴纳数倍罚金，税吏却勒索无度，双方发生激烈口角。冲突中，税吏失手（抑或故意？）将商队首领的一名年轻伙计推下马，伙计头部撞上石头，当场身亡。

血案的发生，点燃了积压已久的怒火。商队众人及周围被滞留的商旅、脚夫百余人，群情激愤，围住税卡，要求严惩凶手。消息迅速传开，附近依靠商道生计的村民、手工业者也纷纷加入，人群越聚越多，达数百之众。他们堵塞道路，冲击税卡，与闻讯赶来的郡兵发生推搡冲突，场面几近失控。

消息以最快速度报至晋阳（并州刺史治所）和洛阳。梁习正为边境“猎狼队”的袭扰焦头烂额，又闻后方民变，气得暴跳如雷，立即派兵弹压，并下令将为首“闹事”的商旅全部下狱，以“煽动暴乱、冲击官府”论处。

司马懿在洛阳接到急报，面色阴沉。他料到“稽查”会引发不满，却没想到会激化到如此地步，还偏偏发生在并州这个紧要关口。

“太尉，是否……暂缓稽查，以平民愤？”卢毓试探着问。

“不可。”司马懿断然否定，“此刻退让，则前功尽弃，且示敌以弱。民变必须镇压，首恶必须严惩，以儆效尤！然，亦需给百姓一个交代。”他迅速下令，“令梁习，即刻将肇事税吏及其直属上官锁拿，公开审理，若查实贪暴枉法、激起民变，立斩不赦！其家产抄没，部分用于抚恤死者家属。对参与闹事之商民，首领者重惩，胁从者惩戒后释放。同时，张贴安民告示，言明‘稽查’乃为国策，旨在防遏敌资，然绝不许官吏借机勒索害民，违者严惩不贷！另，从洛阳拨发部分粮帛，赈济雁门郡因商路断绝而困苦之民户。”

一手高举屠刀，镇压反抗，惩办几个“替罪羊”以平民愤；一手稍施小惠，缓和矛盾，重申“政策本意是好的”。这是典型的司马懿式手腕，冷酷而有效。暴乱被迅速平息，为首的几个商贾被处决或流放，肇事税吏及上司人头落地。边境暂时恢复了秩序，但商路依旧冷清，民间的怨气并未真正消散，只是被恐惧和暂时的抚慰压制了下去，转化为更深的沉默与离心。

汉中，魏延苦苦等待的“借口”，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骤然降临。

来自武都前线王平的一封紧急军报，送到了蒋琬和魏延的案头：曹魏雍州刺史郭淮，遣骁将费曜，引精兵五千，自天水出发，突然西进，深入羌地，击败了数个与蜀汉关系密切的羌人部落，掳掠人口牲畜，并扬言将“清理”陇西诸羌，断绝蜀汉外援，兵锋隐隐威胁武都侧翼！

王平在军报中分析，郭淮此举，一为震慑陇西羌氐，巩固曹魏对羌地的控制；二为打击蜀汉在羌人中的威望；三也可能是在为下一步进犯武都、阴平做准备。他请求中枢速派援军，加强武都防御，并设法救援被攻击的羌部。

这消息对于蒋琬而言，是严峻的边防挑战。但对于魏延，却不啻为一声惊雷，一个绝佳的“借口”！

他立刻再次求见蒋琬，这一次，他不再请求全面出击，而是提出了一个“有限而必要”的作战计划：“蒋公！郭淮遣费耀西侵羌地，掳我盟友，胁我侧翼，武都危殆！此非末将好战，实是曹贼欺人太甚！末将请命，率本部精兵八千，出祁山，北上佯攻上邽（今甘肃天水），牵制郭淮主力，使其无法全力西顾。如此，既可解武都、羌地之危，亦可打乱曹魏部署，彰显我大汉军威！此乃自卫反击，合情合理，望蒋公允准！”

这个计划，比之前直捣关中的方案显得“克制”了许多，目标限定为“牵制解围”，且与王平的求援呼应，显得师出有名。

蒋琬与费祎、董允等人紧急商议。费祎认为，魏延此请，虽仍有冒险成分，但相较于其此前计划，已属务实。且武都、羌地之危确实存在，若置之不理，恐失羌心，动摇边防。不如准其所请，但需严令其以“牵制”为限，不得浪战，不得深入，并令王平、张嶷加紧戒备，随时策应。

蒋琬权衡再三，深知若再驳回，恐彻底激怒魏延，且于边防不利。最终，他勉强同意，但附加了严格条件：魏延所部，出境不得过百里，接战以击退敌军、解除羌地威胁为度，不得贪功冒进，限期一月，无论战果如何，必须回师。同时，令杨仪总督后勤粮草，实则也有监视之意。

魏延得到准许，心中大喜，面上却郑重领命。他不在乎什么“百里之限”、“一月之期”，只要大军出了汉中，上了战场，很多事情，就由不得蒋琬在千里之外遥控了！他立刻回营点兵，筹备粮草，准备北上。那颗被压抑已久的、渴望建立不世功业的野心，如同得到春雨滋润的野草，疯狂滋长起来。

萌发的春芽中，有“政事学堂”选拔出的新苗，有朔方田地里顽强生长的麦苗，也有魏延心中那株危险的“功业之芽”。而在更隐蔽的角落，那个消失已久的“乔五爷”，或许也正像地下的毒草根茎，在无人察觉的黑暗中，悄然延伸着新的触须。春天的生机与危机，总是相伴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