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可是已故慈圣皇太后（弘治帝生母周太后）的亲兄弟，名副其实的皇帝舅父！周太后于今年三月刚刚薨逝，临终前还曾拉着弘治帝的手，殷殷叮嘱他要看顾好自己这两个不太成器的兄弟。

如今，涉嫌向鞑靼走私火器这等等同于资敌叛国的弥天大罪，竟然可能与这两位国舅爷扯上关系，东厂督主也感到棘手万分，只能将密报直接呈送御前。

乾清宫内，药味未散。弘治帝看着那份措辞谨慎却内容惊心的密报，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苍白的脸上泛起不正常的红晕。一方面是触目惊心的通敌嫌疑，动摇国本；另一方面是母后临终的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巨大的压力与内心的挣扎，几乎让他喘不过气。

然而，没等皇帝做出决断，朝堂之上，风暴已然预演。

翌日早朝，一位素以“耿直”闻名的御史突然出列，手持玉笏，朗声奏道：“陛下！臣闻近日厂卫四处缉查，风声鹤唳，尤以涉及勋戚之家为甚。臣非为勋戚张目，然查案需凭实据，岂可因风闻而扰攘功臣，使人心惶惶，有伤国体？厂卫之权过重，若罗织罪名，恐非社稷之福！”

此言一出，虽未直接点名，但满朝文武谁不知近来东厂在查什么？这分明是有人坐不住了，开始发动言官进行反击，试图将水搅浑，给皇帝施加压力。不少与勋贵集团关系密切或有利益往来的官员，也纷纷附和，要求皇帝约束厂卫，以安人心。

龙椅上，弘治帝面沉如水，目光扫过下方神色各异的臣子，最后落在了工部尚书陆仁身上。

陆仁知道此刻自己必须表态。他稳步出列，声音沉稳有力，清晰地回荡在皇极殿中：“陛下，臣以为，御史之言，看似老成谋国，实则未分轻重，不明利害！”

他先定下基调，随即环视方才出声的几位官员，目光锐利：“火器，乃国之重器，军之胆魄！凡一流失于外，便可能使我大明将士多流一滴血，使我边境百姓多受一分苦！如今北虏持我火器犯边，屠我子民，此等行径，与持我之刃戕我自身何异？！若对此等资敌叛国之举，仍囿于人情，顾忌权贵，束手束脚，则国法何在？军心何存？边疆何宁？”

他句句不离“资敌叛国”、“动摇国本”、“将士鲜血”，将问题的性质提到了最高层面，占据了道德与法理的绝对制高点。

“陛下，”陆仁转向御座，躬身道，“臣非掌刑狱，亦不预厂卫之事。然臣执掌工部，深知一枪一弹，皆凝聚工匠心血，关乎将士性命，关乎国家安危！故臣坚决支持陛下彻查此案！无论涉及何人，唯有水落石出，依法严惩，方能震慑宵小，杜绝后患，方能告慰边关浴血之将士，方能彰显陛下执法如山、维护纲纪之决心！”

他的表态，掷地有声，立场鲜明无比——坚决支持皇帝彻查，坚决要求严惩叛国者。

但他又巧妙地划清了界限，表明自己不直接插手具体调查，只从军工生产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表明立场。

这番言论，既给了皇帝最需要的支持，又保持了自身在职权范围内的超然与正当性，让那些想将他拖下水或攻击他越权的人无从下手。

弘治帝看着陆仁，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陆仁这番话，等于在他承受巨大压力时，给了他一个最有力的支点。

“陆卿所言，甚合朕意。”弘治帝缓缓开口，声音带着疲惫，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定，“火器流失，关乎国本，绝非小事。朕已命东厂、锦衣卫联合严查，一应事宜，皆需证据确凿。然，若有确凿证据，无论涉及何人，朕……绝不姑息！”

他没有提周寿、周彧的名字，但“无论涉及何人”这句话，已经表明了态度。朝堂之上顿时安静下来，那些方才还慷慨陈词的官员，也悻悻地闭上了嘴。皇帝的态度如此明确，又有陆仁这等重臣强力支持，谁再敢明目张胆地阻挠调查，无异于自认心中有鬼。

然而，退朝之后，真正的暗流才开始涌动。

庆云侯府与长宁伯府内，早已乱作一团。周寿与周彧虽仗着外戚身份平日里骄横跋扈，但也深知此次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一方面紧急密会，商议对策，试图销毁证据，统一口径，甚至可能策划丢车保帅；另一方面，则动用一切人脉关系，四处活动，向宫中求情，向朝中盟友施压，试图将大事化小。

而东厂与锦衣卫的联合调查，在顶住了初期的压力后，进展更为迅猛。

随着对周府、伯府相关管事、家奴以及往来商户的严密审讯和搜查，更多的线索浮出水面。调查发现，周寿与周彧并非孤例，他们似乎是一个庞大边境贸易利益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这个网络利用勋贵的特权和人脉，勾结边镇军官，打通关节，将严禁出境的货物，包括但不限于火器、铁料、盐茶等，源源不断地输往草原，换取毛皮、马匹乃至金银。此案牵扯之广，利益链条之深，远超最初想象，俨然成了动摇国本的一颗巨大毒瘤。

消息通过密报传入宫中，弘治帝在病榻上久久无言。

一边是母族的至亲，一边是江山的稳固。

他知道，自己面临着一个无比艰难的抉择。

而北疆的王阳明，在整军经武之后，利剑已然出鞘，即将指向下一个猎物。

南北两线，军事与政治的交织，将这弘治十七年的寒冬，推向了一个更为波澜云诡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