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三十年的仲夏。

南京，龙江船厂旧址旁，新扩建的“金陵军器总局”内。

巨大的工棚里，不再是往日那种各自为政、叮当作响的杂乱场面。

取而代之的，是数条被石灰线严格划分的“作业线”。

成堆的、经过初步加工的标准化铁坯、木料被堆放在线头，戴着不同颜色袖标的工匠如同流水上的节点，按照墙上悬挂的巨幅“工序分解图”和“公差标准表”，重复着单调而精确的操作：甲组只负责将铁坯卡入固定夹具，乙组专司用标准扳手拧紧特定尺寸的螺栓，丙组用统一的量具检查部件厚度，丁组则将合格部件推往下一环节……

这是国防部与格物院联合颁布《军工生产标准化暂行条例》后，在全国十三处重点军工作坊推行的样板。

条例的核心是“统一”：统一度量，统一图纸，统一工艺流程，甚至统一部分零件的材质规格。

墙上贴满了激励标语：“标准就是生命，公差决定胜负”、“为前线提供最可靠的利器”。

效率的提升是显着的。

原本需要老师傅带着徒弟叮叮当当干上十天半个月才能出一门的“弘治二十二式”步枪枪机，如今在流水线上，平均一天就能完成三十个粗坯的初步加工，合格率从原来的不足四成，稳步提升到了接近七成。财务部派来的稽查官捧着账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然而，在这看似有序高效的表面下，是无数老匠人心中翻涌的憋闷、失落乃至愤怒。

工棚一角，被单独辟出的“精加工区”内，头发花白、手臂上刺着“龙江”二字的老匠头张铁锤，正对着一个刚被流水线退回来的枪机闭锁装置摇头。

他拿起自己用了三十年、光滑如镜的旧式卡钳，又看了看旁边那把冰冷的、刻度细密的新式游标卡尺，重重叹了口气。

“王稽查，您看看，”张铁锤指着那零件上一个微不可察的凸起，“按新尺子量，这里超了‘两丝’（约0.02毫米），算不合格。可您用手摸摸，用我这老卡钳比划比划，这凸起圆润光滑，根本不影响闭锁，装上枪，比那些卡着线做出来的‘标准件’更滑顺，寿命更长！咱龙江造铳管百年，靠的就是这手上的‘分寸’和‘火候’，现在这……这叫什么事！”

年轻的王稽查皱着眉头，语气公式化：“张师傅，规矩就是规矩。‘一丝’的误差，在平时或许无碍，但在前线，可能就是卡壳、哑火，就是要了士兵的命！格物院的实验数据表明，标准化零件在极限环境和连续使用下的可靠性，远超依赖个人手艺的非标件。这是科学，不是感觉。”

“科学？感觉？”张铁锤身边几个同样头发花白的老匠人也围了上来，七嘴八舌，情绪激动。

“咱们祖祖辈辈靠手艺吃饭，眼睛就是尺，手心就是秤！现在好了，手艺不值钱了，变成拧螺丝的机器了！”

“就是！我那徒弟，跟我学了八年，錾刻鸟铳上的花纹那是一绝！现在呢？天天就在那划线、打孔，手艺都废了！”

“工钱还按‘计件合格品’算！做十个退回来三个，一天白干！这哪是做工，这是受刑！”

“隔壁锻工坊的老李，前两天因为改了淬火流程（他认为更好），被稽查抓了典型，罚了半月工钱，差点开除！这还是人待的地方吗？”

不满的情绪在积聚。

终于，在连续三天因为“标准件”合格率不达标而被扣发集体绩效后，火药作坊的数十名匠役（多为世代匠户）率先放下了工具。

紧接着，铳管作坊、装配作坊……罢工像瘟疫一样蔓延。

匠人们沉默地聚集在总局衙门外，不打不砸，只是沉默地坐着，用那种混合着骄傲、愤怒与迷茫的眼神，盯着那高高在上的衙门匾额。

消息通过电报快速送抵北京。

这不是简单的劳资纠纷，它触及了帝国工业化转型中最敏感的神经——传统手工业者的尊严、技艺传承与现代标准化生产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底层民众在剧烈变革中的生计与认同危机。

几乎与此同时，数千里外的河西走廊，甘州（张掖）以西百里外的荒滩上，又是另一番沸腾与冲突的景象。

这里是“大陆桥”铁路西延伸段（甘州至肃州段）的施工现场。

放眼望去，荒凉的戈壁滩上，人声鼎沸，如同巨大的蚁穴。

数以万计的民工，如同蜿蜒的长龙，在监工和低阶吏员的呼喝鞭策下，艰难地搬运着枕木、石渣，铺设着在阳光下反射冷光的钢轨。

简易的工棚连绵数里，炊烟与尘土混合。

远处，刚刚立起的蒸汽打桩机发出沉闷的轰鸣，震得大地微颤。

这些民工，来源复杂：有关内活不下去的流民，有西北本地被征调的贫苦农户，甚至还有部分从轻罪监狱“以工代罚”的囚徒。

他们被“铁路总公司”以“优厚工钱、管饭、竣工授田”的承诺招募而来。

每日工钱三十文，管两顿米饭加咸菜，对于许多平民百姓来说，已是难得的活路。

然而，现实远比承诺残酷。

工钱常常拖欠，理由是“总公司款项未到”或“工程质量不达标需扣罚”。饭食粗劣量少，监工克扣盘剥是常事。劳动强度极大，戈壁滩上昼夜温差悬殊，夏日正午酷热难当，夜晚却寒冷刺骨，病倒累死者几乎每日都有，草席一卷，埋入路旁的无名沙坑，便是归宿。

更大的矛盾，来自于土地。

铁路规划线路不可避免要穿过农田、牧场、坟地。

朝廷虽有“征地补偿章程”，但到了地方，执行起来便走了样。

官府与铁路公司胥吏、地方乡绅（往往是土地的实际控制者或中间人）勾结，利用小民不识字的弱点，以极低的价格甚至威逼手段“购买”土地。

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被迫加入筑路大军，有的则沦为流民，怨气冲天。

甘州府山丹县，便爆发了冲突。

数百名被强征了祖坟地和水浇田的农民，在几个读过几天书、胆大的乡民带领下，手持锄头棍棒，堵住了铁路勘测队的去路，要求“按市价补偿，归还祖坟”。

铁路公司的护卫队和当地衙役试图驱散，推搡中，一名老农被棍棒击中头部，当场身亡。

鲜血点燃了积压已久的怒火。

骚乱迅速扩大，愤怒的农民焚毁了工地几处工棚和材料堆，与闻讯赶来的更多护卫和县勇爆发了激烈冲突。

消息传到兰州，陕甘总督大惊，急忙调派一营边军前往弹压。

军队的介入暂时控制了局面，抓了为首的数人，但空气中弥漫的仇恨与绝望，并未散去。

谣言在河西各工地流传：“铁路吸人血，枕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