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协议问题很大,‘公司上市前离职不兑现’‘业绩未达标可调整’这些条款,都是典型的‘霸王条款’,没有明确的兑现期限和业绩判定标准,公司想怎么解释都可以。”
“那维权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攥紧了拳头。
曼丽的冷冻费账单就在手机里,下个月又要缴一笔。
要是期权兑现不了,就得动用之前攒下的积蓄,风险一下子就高了。
张律师放下协议,给我倒了杯水。
“维权能赢,但周期长,而且你还在公司任职,容易激化矛盾。首先得收集证据——去年战略会的录音、何鹏飞的承诺邮件、HR的沟通记录,证明公司曾明确过‘首批兑现’的时间;其次要联合其他核心成员,集体维权比个人更有说服力。”
他顿了顿,补充道,“不过要是撕破脸,你在UE的处境会很尴尬,毕竟你是首席架构师,手里还攥着亚运项目的核心技术。”
走出律所时,天已经黑了。
广州的夜景亮得晃眼,可我心里却一片沉。
一边是跟着打拼多年的公司,是并肩作战的团队,是还没完成的亚运项目;
另一边是曼丽的医疗保障,是安安的新家,是自己和团队应得的权益。
两边都沉甸甸的,压得我喘不过气。
回到家,安安正趴在茶几上画亚运火炬。
看到我回来,举着画纸跑过来。
“爸爸,你看我画的火炬,有木棉花和向日葵!菲菲阿姨说,等她回来要跟我一起上色。”
我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看着画里金灿灿的向日葵,心里更不是滋味。
我答应过她,要给她一个带院子的新家。
要是期权兑现不了,这个承诺就要落空。
夜里,我打开加密硬盘,新建了个“期权维权资料”文件夹,开始整理证据。
去年战略会的会议纪要(上面有何鹏飞“首批兑现期权”的签字)、和HR的沟通邮件、同事们的反馈记录,一条一条分类存档。
同时,我给菲菲发了封邮件,没说具体的矛盾,只问她硅谷那边的技术公司,期权兑现的常规流程是怎样的。
第二天一早,收到菲菲的回复。
她不仅详细讲了硅谷的期权兑现标准,还附了一份斯坦福商学院的期权协议模板。
“国内很多创业公司会用模糊条款坑员工,你要是有困难,随时跟我说,我这边能帮你咨询硅谷的律师。另外,曼丽的冷冻费要是周转不开,我这边有积蓄,别硬扛。”
看着邮件里的话,我心里暖了些。
不能让自己的付出打水漂,更不能让曼丽和安安的未来悬在不确定的期权上。
我找了个机会,约王工、Rose和老陈在公司楼下的糖水铺碰面。
木水的清甜在嘴里散开,却没冲淡气氛里的凝重。
“我找律师咨询过,咱们的期权协议有问题,公司是在刻意拖延。”
我把张律师的分析和证据整理方案说出来。
“要是想维权,咱们得抱团,收集齐证据再跟公司谈,至少要拿到明确的兑现时间表。”
王工捏紧了杯子:“我早就觉得不对劲,只是怕影响亚运项目。现在看来,要是权益都没保障,再拼项目也没意义。”
Rose也点头:“我手里有HR承诺‘今年一季度兑现’的聊天记录,随时能拿出来。”
临走前,我们约定,先不跟公司撕破脸,等亚运项目上线后,再集体找何鹏飞谈判。
既要保住项目,也要争取权益。
晚上,我在工作日志里写了句话:“技术能攻克难关,权益也要守住底线。希望亚运的火炬,能照亮的不只是项目的前路,还有我们应得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