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禄今天本来要去工坊。

早上起来的时候，天阴着，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他站在院子里看了看天，决定先去码头那边转转。最近从林登霍夫那边过来的船越来越多，运来的除了人，还有那边新收的粮食和皮货。得盯着点，别出乱子。

他刚走到码头，就看见栈桥那边围了一群人。

不是出事的那种围，是看热闹的那种。几个人挤在一起，伸长脖子往栈桥那头看。有个船工站在外围，踮着脚，嘴里还在念叨什么。

杨保禄走过去，拍了拍那人的肩膀。

“看什么呢？”

那人回头一看是他，赶紧让开。

“大少爷，来了条船。从南边来的，说是从罗马来的。”

杨保禄愣了一下。

罗马？

这条河上，从威尼斯来的船多，从巴塞尔来的船多，从科隆来的船也多。但从罗马来的，这些年一只手数得过来。太远了，翻山越岭的，路上也不太平，一般的商人不愿意跑。

他拨开人群，往栈桥那头走。

船不大，比乔治那些货船小一圈，船舷上沾满了泥，看样子在路上走了不少日子。船头站着个人，四十来岁，穿着件深色的长袍，袍子下摆全是泥点子。他正跟码头管事的说话，手里攥着个油布包裹的东西。

看见杨保禄过来，那人转过身，打量了他一眼。

“您是……杨大少爷？”

杨保禄点点头。

那人的脸上露出笑容，弯腰行了个礼。

“小人贝内代托，从罗马来的。受人之托，给您带一封信。”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木匣，双手递过来。木匣不大，巴掌见方，盖子用火漆封着，上面压着一个清晰的戳记——不是普通的商人印记，是一个十字架，周围绕着一圈字。

杨保禄接过木匣，翻过来看了看。

“谁的信？”

贝内代托压低声音说：“保罗主教。他在罗马当枢机了，您知道吧？他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杨家庄园的人。”

杨保禄的手顿了一下。

保罗。

那个名字在脑子里转了一圈，才落回实处。他想起父亲说过的事——那个从他们这儿走出去的神父，在亚琛救了人，被查理曼国王看中，推举去了罗马当枢机主教。那是去年的事了。后来写过一封信回来，之后就再没消息。

他攥紧那个木匣，转身就往回走。

走了几步，又回头。

“带这位去歇着，好生招待。回头我还有话要问。”

杨亮今天没去藏书楼。

早上起来就觉得身上乏，腿也软，就在屋里坐着。珊珊给他熬了一碗姜汤，他喝了，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杨保禄推门进来的时候，他睁开眼。

“父亲。”

杨保禄走到他面前，把手里的木匣递过来。

“罗马来的信。保罗的。”

杨亮愣了一下。他接过木匣，凑到窗边看了看那个火漆戳记。戳记很清楚，十字架周围那圈字他认不全，但大概能猜到——大概是“保罗，圣罗马教会枢机主教”之类的意思。

他用小刀挑开火漆，打开木匣。里面是一卷叠得整整齐齐的羊皮纸，纸很薄，比他们工坊出的那种还薄。他展开，戴上眼镜，慢慢看。

杨保禄站在旁边，等着。

窗外，天还是阴的，但没下雨。远处的工坊还在冒烟，码头的号子声隐隐约约传来。

杨亮看着信，眉头慢慢皱起来。

杨亮先生，

愿您和全家平安。

去年从亚琛给您写过一封信后，我就跟着皇帝的使团往南走了。翻过阿尔卑斯山，穿过伦巴第平原，走了两个多月才到罗马。路不好走，山上的雪还没化，冷得要命。过了山，又热，又潮，跟北边完全不一样。

这一路看见不少事。伦巴第那边，村子多，人也多，但都在打仗。不是跟别人打，是自己人打。法兰克人走了，他们自己又打起来。地荒着，房子塌着，人瘦得皮包骨头。我想起当年在山谷里，您说过一句话——人要是能把打仗的心思放在种地上，早就能吃饱了。这话一点不错。

杨亮点点头。这话他说过。很多年前的事了。

到了罗马，我才知道什么叫大地方。城大得走不完，到处都是石头房子，有的好几层高。圣彼得大教堂比我见过的所有教堂都大，能装下几千人。还有那些旧时候留下的房子，大得吓人，有的塌了，有的还站着，顶上长满了草。

可是城里也脏。街上到处是垃圾，水沟里臭得要命。富人区和穷人区挨着，一边是石头大房子，一边是破木板棚子。穷人穿着破衣服蹲在路边，眼巴巴看着那些穿绸子的走过去。比咱们那边差远了。咱们那边至少干净，不臭，也没有饿成那样的。

杨亮看到这里，心里想，这人还是那个保罗。看事情的角度没变。

刚来的时候，我真是什么都不懂。那些大主教、枢机主教，说话文绉绉的，我一句也接不上。他们从小在罗马长大，认识这个认识那个，我呢？一个从北边来的乡下神父。头几次开会，我说错话，有人就在底下笑。我听不懂他们在笑什么，但我知道是在笑我。

杨亮皱起眉头。他替保罗紧张。

幸亏教皇利奥陛下对我好。他年纪大了，头发全白了，但人很和气。他知道我不懂规矩，专门派了一个执事跟着我，教我什么时候该站，什么时候该坐，什么时候该说话。他还跟我说，你别怕，你是皇帝陛下举荐来的，没人敢把你怎么样。

有一个老枢机，叫斯特凡诺，在教廷待了四十多年了。他看我可怜，私下跟我说，你别慌，这里的人就这样，看见新来的就想欺负一下。但你有皇帝撑腰，他们不敢真的怎么样。你只要不得罪人，不掺和他们那些烂事，慢慢就好了。

杨亮点着头。这老枢机是个明白人。

过了几个月，慢慢就习惯了。该懂的规矩懂了，该认的人认了，该说的话会说了。没人再笑了。但还是觉得不自在。那些人说话，一件事能绕三圈，明明是这个意思，偏要那么说。我听不懂的时候着急，听懂了更着急。有什么事不能直说呢？

杨亮笑了一下。这确实像保罗会说的话。

去年冬天，圣诞节那天，我在圣彼得大教堂跟着教皇主持弥撒。教堂里全是人，点着几千根蜡烛，唱诗班的声音大得能把房顶掀了。我站在那儿，穿着新做的袍子，手里捧着经书，忽然想起当年在您那儿的小屋里，您教我认字的时候，点的那盏油灯。

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没有那盏油灯，没有您教我的那些东西，我早死在不知道哪个沟里了。

杨亮放下信，看着窗外。

窗外，天还是阴的。远处的工坊还在冒烟。

他想起那个年轻人。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瘦瘦的，穿着件洗得发白的修士袍，眼睛里全是求知的光。他问了很多问题——瘟疫怎么防，伤口怎么处理，为什么有些病会传染。杨亮能答的都答了，答不上的就说不知道。

后来保罗走了。去了亚琛，进了皇宫，成了查理曼信任的人。再后来，去了罗马，当了枢机主教。

杨亮从来没想过，那些年随口说的那些话，能让一个人走这么远。

他拿起信，继续看。

今年春天，听说林登霍夫伯爵去世了，他女儿继承了爵位，您二儿子跟着去帮忙，还把叛乱平了。我听了挺高兴。您二儿子我见过，小时候在学堂里念书，话不多，但脑子好使。有他帮忙，那边应该能稳住。

我在罗马这边，帮不上什么忙。但您要是有什么事，写封信来，能办的我一定办。罗马虽然远，信还是能送到的。送信的这个贝内代托，是个老实人，常跑北方这条线。以后写信就找他，他认得路。

还有，我心里有些事想不明白。这些年走的地方多了，见的事多了，反倒越来越糊涂。有时候半夜睡不着，就想起当年在您那儿，听您讲那些道理。那些道理，当时听着简单，现在想想，其实很深。

以后会常写信的。您别嫌烦。

愿主保佑您和全家。

保罗

于罗马，主诞辰八一〇年，复活节后

杨亮把信放下，靠在椅背上。

他沉默了很久。

杨保禄在旁边站着，一直没说话。看见父亲放下信，他才开口。

“父亲，信里说什么？”

杨亮把信递给他。

“自己看。”

杨保禄接过信，一行一行往下看。看到“他们在笑我”那段，他皱了皱眉。看到“教皇陛下对我好”那段，他松了口气。看到“您二儿子我见过”那段，他笑了。

看完信，他把信纸折好，放回木匣里。

“父亲，那个送信的人还在码头。要不要叫他来问问？”

杨亮点点头。

“叫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