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回信都送了出去，值房内重归宁静。

窗外的阳光愈发鲜明，透过窗棂，在青砖地上投下清晰的光斑。

尘埃在光柱中飞舞，如同时光的碎屑。

张子麟靠在椅背上，环顾这间他待了六年的值房。

书架上的卷宗换了又换，墙上的江南河道图依旧，案头的笔墨纸砚不知消耗了多少。

这里记录了他从一个生涩的新进官员到沉稳干练的刑官的成长，见证了无数案情的峰回路转，也承载了与李清时并肩作战的无数日夜，以及独自面对挑战时的沉思与决断。

六年了。按照大明的官制，他在这里的任期已过去三分之二。

座师的信，像一道未来的微光，投射进他按部就班的日常，提醒他眼光需放得更远。

是继续留在南京这留都法曹，还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这个之前或许模糊的念头，此刻变得清晰起来。

他内心深处，确实隐隐向往着“主政一方”。

在大理寺，他只能事后惩戒罪恶，被动地回应问题。

而若能为一州知府，则可以更主动地去预防问题，去建设，去教化，去从根本上改善一方百姓的生活。

那是一个更富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舞台，也更直接地契合他“为民请命”的初心。

正如他给座师回信中所言，他渴望将所学所能，直接施于百姓。

当然，他也知道主政地方的艰难。周文斌信中所说的种种周旋、应对、乃至不得已的打点，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地方政务千头万绪，赋税、刑名、教化、水利、治安……样样都需操心，更少不了与地方豪强、胥吏、士绅乃至上级衙门的博弈。

那需要不同于断案的能力——更高的格局、更灵活的手腕、更坚韧的耐力，或许还需要一点周文斌那样的“圆融”。

自己具备这些吗？

张子麟扪心自问。

他擅长抽丝剥茧，明察秋毫，性情刚正，原则性强。

但处理复杂人事、平衡各方利益、在制度框架内灵活变通的能力，或许还需磨练。

未来三年，在大理寺的最后任期，他不仅要继续精进刑名业务，或许也该有意识地观察学习政务运作的方方面面，为可能的转变做准备。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北方，仿佛能越过千山万水，看到京城中正在等待吏部铨选、摩拳擦掌的李清时；也仿佛能看到山东灵宝县衙中，正在为政事而忙碌周旋的周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