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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钱可能是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对于阮家这种往来的人家来说，给晚辈这么个红包，数额不算出格。

可当她打开最后一个，也是最厚的那个红封时，手指顿住了。

里面是二十张崭新的大团结。

二百块。

在1978年，这几乎是一个普通工人半年工资。

给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别人家的晚辈女孩这么重的见面礼？

关玉贞心里那根弦，瞬间绷紧了，拉满了警报。

她家里从不缺钱。

父亲和姑姑对她从不吝啬。

她根本不需要，也绝不想要一个陌生老头给这么大一笔莫名其妙的“赏钱”。

这钱拿着，烫手，恶心，更让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危险。

她坐在床边，捏着那沓钱，手指微微发抖。

白天在文化宫看画时的轻松愉快，此刻荡然无存。

昨天晚上的不安，今天单国栋看似随意的询问，晚上这场恰到好处的围观和塞红包……像几块冰冷的碎片，在她脑子里隐隐拼凑出一个模糊又令人恐惧的轮廓。

不行，不能待在这里了。

第二天周一清早，关玉贞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阮家。

她用公共电话拨通了江城的号码。

电话接通，听到姑姑熟悉的声音，关玉贞强压着慌乱，把昨晚的事情简单说了，重点提了那个两百块的红包，还有自己心里强烈的不安。

爸爸说，如果你突然有特别强烈的疑神疑鬼的感觉，那就说明你肯定发现了什么自己一时都没有想清楚的门道，一定要重视这样的感觉。

要是换了以前，阮夫人听了，大概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给晚辈塞个红包有多大事，男人喝多了，有时候拿错红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种更深层的、龌龊的可能，一般体面人家想都不会往那方面想，或者说，不愿意去想。

毕竟关玉贞才十六岁！

可现在的阮夫人，经历了狸猫换太子事件，看透了阮家的虚伪和冷酷，认清了那里是个什么样的泥潭。

阮夫人的声音在电话里异常冷静，甚至带着一丝寒意，“你听姑姑说，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回那个家。就待在学校里，哪里也别去，谁叫你都别理。我很快就会回来，等我回来再说。”

挂了电话，阮夫人握着话筒的手有些发凉。

女儿关宝珍的事，是长久的痛，需要慢慢筹划。

可侄女关玉贞的事，是紧急的，是已经烧到眼前的火苗，必须立刻扑灭，一刻也不能耽搁。

她心里又恨又急。

恨阮家那些人的肮脏心思和不择手段，急的是侄女年纪小，万一真被算计了去，她怎么对得起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