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兰跟着李春花快步往院子走，还没进门，就听到一阵说话声。

不是军嫂们惯常干活时候的闲聊。

那声音脆生生的，带着点外地口音，还时不时夹杂几句追问，光听声音就知道是个爽利的性格。

两人推开院门，眼前的场面让陈桂兰愣了一下。

院子正中间的老榕树底下，一个穿着藏青色列宁装、梳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同志，正蹲在水槽边上。

一手掐着个巴掌大的采访本，一手攥着支半截钢笔，跟刘玉兰说话。

她看起来二十七八岁，个头不高，瘦，但精神头很足。

一双眼睛又圆又亮，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微微歪着头，像只机警的麻雀。

刘玉兰两只沾满泥沙的手还在水盆里搓着海蛎子壳，被人家大记者一问，脸涨得通红，可一提起合作社，那嘴里的欢喜就像竹筒倒豆子，根本刹不住。

“……我原先可没想过出来做事，家属院的军嫂哪个不是在家带娃做饭，没有营生？后来陈婶子开了这个合作社，我就想着试试呗，反正赶海又没有成本。谁知道还真吃上饭了，上个月我挣了二十七块八，这可是我这辈子凭自己双手挣到的最多的一笔现钱！”

刘玉兰说到这里，自己倒先笑了，用胳膊肘去蹭脸上的水珠子，越蹭越花。

“去年我连双新袜子都舍不得买，今年给家里两个小孩一人扯了一块的确良。我妈来信说我变了个人，胆子大了，腰杆也硬了。”

“以前没赚钱，自己底气不足，和男人的关系也不好。现在自己更自信了，家里男人对我更好。”

那女记者飞快地在采访本上记着什么，头也不抬地追问：“那你觉得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刘玉兰想了想，语气变得认真：“就是从婶子开始收红钳蟹和玻璃虾开始的，那时候我才知道，我也能凭借自己的双手赚到钱。”

“不瞒你说，我还记得我赚到的第一笔钱只有两毛八分钱，钱不多，可我拿着钱也哭了。”

旁边正在案板上切蒜末的郑嫂子接了一嘴：“可不就是嘛！以前在家属院，谁不是闷头过那紧巴巴的日子？现在有了合作社，大家伙儿天天凑在一块儿干活，热热闹闹的，日子一下就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法？”女记者抬起头。

郑嫂子手里的菜刀往案板上一顿，中气十足：“有奔头了呗！像我这样没文化的农村军嫂，随军到了岛上，就是换个地方继续围着锅台转，手心朝上讨日子。现在呢？咱们觉得生活有盼头了，自己亲手挣的钱，花起来那叫一个踏实、硬气！”

女记者手里的铅笔顿了顿，抬起头，眼睛亮得厉害。

这时候陈桂兰已经走到了跟前。

女记者站起身来，上下打量了陈桂兰一眼。

面前这个五十来岁的妇人，穿着干净合身的蓝布褂子，袖口卷到手肘，手背上全是细小的油烫伤痕和盐碱渍出的裂口。

头发用一根乌木簪子别在脑后，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

但这个人往那儿一站，稳稳当当的，眼神里头有一股子让人说不上来的沉静。

“您就是陈桂兰同志？”女记者伸出右手，掌心有薄茧，一看就是常年握笔磨出来的。

“铁锚湾合作社负责人陈桂兰。”陈桂兰握了握她的手，笑了笑，“同志怎么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