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前问对的余音似乎还在贞观殿的梁柱间萦绕，关于“德法相济”、“经纬交织”的精妙平衡，在朝堂高层的唇枪舌剑中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识。然而，当载有《永昌律》全文及“务使吏民共知共守”诏令的驿马，扬起烟尘，奔向帝国四方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理想与理念的微光，一旦照进庞大、凝滞而利益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现实，立刻显出了它的苍白与无力。

淮南道，濠州。

刺史府后堂，炭火正旺，驱散了初冬的寒意。刺史郑元裕，一位在地方任职近二十年的老官僚，正与心腹幕僚、法曹参军，以及几位本州富户大族的代表围炉而坐。新颁的《永昌律》及一大堆解释、告示、章程的卷宗，被随意堆放在一旁的矮几上，上面已落了一层薄灰。

“明公，这新律……当真要依此而行？”法曹参军孙不器，捻着稀疏的胡须，面色为难地指着律文中关于“市券”必须明确、牙人不得欺诈的条款，“城西王掌柜与胡商的那批绢帛交易，按旧例，本可从中斡旋，两家各得些便利，州衙也能……咳。如今非要立那劳什子‘标准契约’，条文繁琐，还要找官府认可的‘中见人’，这、这平白添了多少麻烦？那胡商倒也罢了，王掌柜很是不满，昨日还托人送来些‘炭敬’……”

郑元裕慢条斯理地拨弄着手里的暖炉，眼皮都没抬一下：“炭敬？呵，王胖子倒是识趣。不过……”他拖长了语调，“朝廷新法，煌煌诏令，明发天下，我等为臣子，岂敢不遵？”

旁边一位绸缎商打扮的老者，正是“王掌柜”的姻亲，闻言立刻陪笑道：“使君明鉴！朝廷法令，小民们自然万万不敢违背。只是这新法初行，其中关窍，非我等蠢笨商人所能尽悉。还望使君及诸位明公，稍加体恤，略为……通融。毕竟，生意之道，贵在灵活，若事事依那死条文，只怕许多买卖，就做不成了。买卖不成，这市税、这‘常例’……唉。”他话没说完，但叹息中的意思，在座诸人无不明白。

另一位本州大族的代表，一位陈姓乡绅，则更关心土地条款。他皱着眉头：“使君，这新律说什么‘诸占田过限者，依令追夺，或令出赎’，虽仍是老调，但此番措辞似更严厉。还要‘清查田亩，重造版籍’？我陈家那些田产，历年累积，契约文书难免有些……年代久远，模糊不清之处。若真要按新律条条框框来核，恐怕……有些麻烦。州里能否缓一缓？或者，这‘清查’，总得有人去办不是？其中尺度……”

郑元裕终于抬起眼皮，扫了一眼那堆积灰的律法卷宗，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他端起茶盏，呷了一口，缓缓道：“朝廷锐意革新，颁布新律，自然是为天下长治久安。我濠州上下，自当一体凛遵。”

他顿了顿，话锋却是一转：“然则，圣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律法，也需人來执行。我濠州下辖数县，民情各异，岂能一味拘泥条文，不顾实际？譬如这市易之事，自有惯例，若骤然尽改，恐扰民生。又譬如田亩清查，牵涉甚广，稍有不慎，便易激起民变。前些年，睦州那边不就是因清查户籍闹出乱子么？”

他放下茶盏，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敲：“新律要行，但如何行，分寸拿捏，至关重要。孙参军，你是州里法曹，新律你最熟。日后断案理事，大旨不差即可，细节处，当体察本州实情，酌情处置。总要以安定地方、不滋事端为上。至于王掌柜、陈翁所言……嗯，只要不闹出大乱子，不让人抓住把柄，些许旧例，也不是不能商量。只是……”他目光扫过众人，带着告诫，“如今不比往日，长安盯着呢。面上文章，务必要做足。该贴的告示要贴，该讲的话要讲。至于底下……尔等自当谨慎，莫要授人以柄。”

众人心领神会，纷纷称是。孙参军更是连连点头：“明公教诲，下官明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新律的告示，下官立刻安排人遍贴城乡，还要让各县组织乡老、里正‘学习’。断案文书，也一定引用新律条款，绝无差错。至于具体经办……下官自会‘体会律意’，‘斟酌情理’，务必使上下安妥。”

一场围绕新律的“落实”会议，就在这样心照不宣的氛围中结束了。新律的文本被高高挂起，成为了必须遵守的“面子”；而实际运作的“里子”，依然是那套运行了千百年的、基于人情、关系、利益和潜规则的“惯例”。

类似的情景，在帝国成百上千个州县衙门中，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着。对于绝大多数地方官员来说，新律意味着麻烦——更多的文书工作、更严格的程序要求、更少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往往意味着更少的灰色收入），以及可能触动地方豪强利益的风险。他们或许不敢公然抗命，但阳奉阴违、敷衍塞责、变通执行、选择性适用，却有着无数“正当”的理由和娴熟的手段。

“法不责众”，这是地方官场心照不宣的法则。只要不闹出惊天动地的大乱子，不被人抓到确凿的把柄，谁又真会为了一两条新律的执行，去得罪同僚、触怒地头蛇、或者给自己找不痛快呢？更何况，朝中并非铁板一块，对新律持怀疑、观望甚至抵触态度的官员大有人在，这无形中给了地方上更多的“底气”和“回旋余地”。

在中央，阻力则以另一种更精致、更隐晦的方式呈现。

刑部衙门，一份来自河南道某州的复核案卷被打了回来。卷宗是关于一起田产纠纷，州县依新律中关于“契券不明，参照历年赋税凭证及邻佑证言”的条款做了判决。然而刑部某司的郎中批驳道：“新律此条，立意虽善，然过于琐细。历年赋税凭证，多有散佚、篡改；邻佑证言，易受人情贿买。以此为据，恐失之轻率，易启纷争。此案还当以当事人供述及原有地契为主，细加推鞫为宜。”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实质是认为新律的程序规定，干扰了他们更“信赖”的传统审讯方式（往往意味着更依赖口供和官员的“心证”）。

户部在推行新的、更规范的“市券”和商税征收办法时，也遇到了来自本部胥吏和关联商户的软抵抗。新的票据账簿系统，意味着更透明，也意味着某些环节的“油水”减少。于是，“票据印制不及”、“商户不惯使用”、“恐影响市易繁荣”等理由层出不穷，执行起来拖拖拉拉，新办法始终难以完全取代旧的、漏洞百出的习惯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