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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仔细端详。

这件陶器肩部带有三个管状流，这种设置非常独特，绝非日常用器。

唐代多见双系执壶、鸡首壶、凤首壶等，单流为主。

三流并存极为罕见。

且这三个流并非装饰，中空贯通，显然是实用器。

饼形足厚实稳重，是典型唐代早期乃至隋代一些北方窑口（如邢窑早期产品、安阳窑等）的作风。

胎体虽粗，但烧成温度不低。

叩之有沉闷的金石声。

最让陈言心中微动的是，这件器物的造型，与他记忆中一份极其冷僻的文献记载，隐隐重合。

那是之前在乌市博物馆查找关于左宗棠西征时候的时候，曾偶然翻阅到一卷唐代羊皮残卷。

残卷作者不详，内容是一位唐初官员奉命出使西域某部族的游记。

文笔质朴，多记录风物见闻。

其中有一段回忆录曾提及，在贞观初年因关中连年大旱、蝗灾、霜冻。

民生极其艰难。

为示与民共度时艰、倡导节俭。

皇帝李世民曾亲自设计并下令烧制过一批特殊的陶制祭器。

用于替代传统的青铜礼器，在京城及重要州府的官方祭祀活动中使用。

据残卷描述，这批祭器形制“浑朴近古”，多采用陶土烧制。

器型“异于常制”，有“三流共注”、“五孔分承”等奇特设计。

旨在简化礼仪、节省物料。

但因“礼官多以为非古制，且器型简陋，有失庄严”，反对声甚众。

加上贞观二年后，风雨渐调，连年丰收。

这批特制陶礼器使用不到一年，便被废止、销毁，存世极少。

游记作者则是在长安有幸参与祭礼见到过“三流陶尊”。

当时陈言只当是趣闻轶事，未深究。

如今手中这件三流陶尊，无论器型、胎质、时代气息，都与那残卷记载惊人吻合！

他心中波澜微起，但面上不动声色，将陶尊轻轻放下。

目光扫向旁边另外几件陶器。

一个同样是饼形足，但器身呈直筒状，高约二十厘米。

口径略小于底径，像个厚重的陶筒。

筒身光素，但在靠近口沿和下沿的位置，各有三组极其浅淡、近乎划痕的阴刻符号。

若不细看，极易被忽略为烧造瑕疵或后期磨损。

另一件则是个扁平的圆形陶盖，直径与那陶筒的底径相仿。

盖面微微隆起，顶部有一个简陋的桥形钮。

盖面边缘，同样刻有一圈类似的浅淡符号。

陈言心中一动，拿起那陶筒和陶盖，分别上手。

细看之下，与陶罐的年代基本一致！

更重要的是，当他将陶筒的饼形足，与那三流陶尊的饼形足并排对比时。

发现两者直径、厚度、弧度，甚至胎质和烧造工艺留下的细微痕迹，都完全一致！

而那圆形陶盖的直径，恰好与陶筒底径严丝合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