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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儿，”赵崇远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卸下重担后的疲惫和释然，“孙成华这边，确实没有问题。下官核了四遍，找不出丝毫破绽。他叔父的事，他不知道，也没参与。甚至可以说——他一直在刻意回避。”

李宝儿抬起头，眼底有熬夜留下的红丝，但目光清亮：“赵大人，这封折子你来写吧。”

赵崇远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折子写了两个时辰。赵崇远执笔，李宝儿在旁口述，两人逐字逐句地推敲，既要把孙承恩通匪的实证列清楚，又要把孙成华的清白写明白。

写到“孙成华戍边多载，勤勉忠贞，与逆案无涉”这句时，赵崇远搁下笔，看了看李宝儿。

“这么写，回到朝堂上怕是要被人骂。”他说，“孙家的人，保他容易惹祸上身。”

李宝儿把砚台推过去，墨汁在灯下泛着幽光：“赵大人，我们查到的证据是什么，折子上就写什么。如果因为怕惹祸就歪曲事实，那我们这一趟北疆就白来了。”

赵崇远看了她一眼——这个年轻女子，一路上风餐露宿，查案时心细如发，说话时斩钉截铁，不像个朝廷派来的人，倒像是个闯荡江湖多年的侠客。他忽然笑了，拿起笔，蘸饱了墨，把那句话工工整整地写上了。

折子封好，用了火漆，盖上两人的印信。

“明天一早，”李宝儿说，“赵大人带着折子先行回京复命。孙将军的事，早一天禀明圣上，他心里就早一天踏实。”

赵崇远一怔：“那你呢？你不一起回去？”

李宝儿摇了摇头，目光投向窗外。雪还在下，威远堡的灯火在风雪中明明灭灭，远处隐约传来巡夜士兵的脚步声，一下一下的，像心跳。

“我留下来。”她说，“将军营里的病号，我看了好几个了。边军常年戍守苦寒之地，冻伤、咳疾、关节痛、旧伤复发，多得惊人。军医只有两个，草药还缺了十几味。我好歹懂医术，留下来帮一阵子。”

赵崇远张了张嘴，想说“你是奉命来查人的，不宜久留边关”，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想起了白天在营中看到的一幕——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兵，腿上的冻疮烂得见了骨头，却还在哨位上站得笔直，问他为什么不报，他说“报也没用，军中药不够，留给重伤的兄弟吧”。

李宝儿当时蹲下来，亲手给那个小兵清创上药，一边动手一边骂：“你们将军带的好兵，个个不要命。但命不是这么拼的。”

那小兵疼得直抽气，却咬着嘴唇没吭一声，眼眶红红的，也不知道是疼的还是感动。

赵崇远把那个画面从脑子里赶出去，抱拳道：“李大夫高义。那下官明日启程，折子一定亲手递到大理寺。你们……多保重。”

赵崇远带着折子和两名护卫冒雪南下的那天早晨，李宝儿已经站在了边军医帐里。

说是医帐，其实就是一顶破旧的毡帐，门口挂着一条被风吹得发硬的棉帘，里面生了两个炭盆，烟气熏得人睁不开眼。

两张粗糙的木板上铺着干草和旧棉被，躺着四五个伤病的士兵。

靠墙的架子上摆着几个黑陶罐，里面是仅剩的几味药材——甘草、黄芪、干姜，还有半罐不知道放了多久的云南白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