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底，街头已经能看见穿棉袄的行人，嘴里呼出的白气在清冷的空气中迅速消散。叶飞从文化部大楼出来时，天已经全黑了。路灯昏黄的光晕在寒风中微微颤抖，像随时会被吹灭的烛火。

他拉紧风衣领子，快步走向停在路边的车子。司机老张赶紧下车开门：“叶总，回酒店？”

“嗯。”叶飞坐进车里，深深呼出一口气，白色的雾气在车窗上凝成一小片水雾。

车子驶入长安街的车流。叶飞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刚才那场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从下午两点开到六点。参会的有文化部、广电总局、台办、公安部......八个部门的代表，讨论的议题只有一个：邓莉君回内地演出的可能性。

这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叶飞不是直接参与者——他没有资格坐在那张会议桌前。他是在隔壁的休息室等的，王义偶尔出来跟他通气。但从王义越来越凝重的脸色，他能猜到会议的艰难。

“叶飞，”会议中途，王义出来抽烟时对他说，“阻力很大。有些人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两岸关系太敏感，一个处理不好，就是政治事件。”

“我知道。”叶飞说，“但王主任，这不仅仅是场演出。这是一个信号——文化可以走在政治前面，艺术可以架起沟通的桥梁。”

王义深深吸了口烟，烟头的红光在昏暗的走廊里明明灭灭：“我明白。部里领导也明白。所以今天才会开这个会。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就算成了，也会有很多限制。规模不能大，宣传不能过，甚至......可能不能公开售票。”

“只要能让君姐站在内地的舞台上，哪怕只有一个观众，她也愿意。”叶飞说。

王义看了他一眼，拍拍他的肩，又进去了。

现在会议结束了。结果是什么？叶飞不知道。王义送他出来时，只说了一句：“等通知，三天内给你答复。”

车子停在王府饭店门口。叶飞回到房间，脱掉外套，倒了杯水。水很烫，他捧在手里，感受着那点微弱的暖意。

电话突然响了。

叶飞接起来：“喂？”

“叶飞。”是王义的声音，很疲惫，“刚散会。领导们去吃饭了，我偷空给你打个电话。”

“怎么样？”叶飞的心提了起来。

“原则上......同意了。”

叶飞握紧了话筒。

“但是有很多条件。”王义语速很快，“第一，名义必须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不能是个人演唱会。第二，规模控制在五百人以内，不公开售票，全部邀请制。第三，北京一场，上海一场，曲目要审查。第四，宣传要低调，不能炒作。第五......”

他一口气说了八个条件。

叶飞静静地听着，每听一条，心就沉一分。这些条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不是邓莉君梦想中的“回家唱歌”，而是一场被层层包裹、小心翼翼的政治任务。

“王主任，”等王义说完，叶飞问，“这些条件，君姐能接受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叶飞，你要明白，这已经是破例了。”王义的声音很轻，“如果不是你这几个月上下奔走，如果不是你那个‘文化可以走在政治前面’的说法打动了某些领导，根本连讨论的机会都没有。现在的结果，已经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了。”

“我知道。”叶飞说，“谢谢您，王主任。我知道您也出了很多力。”

“我算什么。”王义苦笑，“主要是那位......”他顿了顿，没说出名字，“总之，你先跟邓莉君小姐沟通。如果她接受，我们再推进下一步。记住，这件事现在还是机密，不能外泄。”

“明白。”

挂掉电话，叶飞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北京的夜景。长安街上的车灯汇成流动的光河，天安门城楼的轮廓在夜色中庄严而沉默。

他要怎么跟邓莉君说？说她梦想了半辈子的回乡演出，只能在五百人的小礼堂里，唱被审查过的歌，还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叶飞拿出来看，是香江的号码。

他接起来。

“阿飞。”邓莉君的声音传来，很轻，带着小心翼翼的期待，“我......没什么事，就是想问问，你那边......有消息吗？”

叶飞能想象她此刻的样子——可能刚结束录音，可能刚下舞台，找个没人的角落，拿着电话，手心出汗，既期待又害怕听到答案。

“君姐，”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有个初步结果。”

“你说。”邓莉君的声音更轻了，几乎是在耳语。

叶飞把王义说的八个条件，一条一条复述给她听。他说得很慢，很仔细，不掩饰任何限制，也不夸大任何可能。

电话那头很安静。只能听到细微的电流声，还有邓莉君轻轻的呼吸声。

全部说完后，叶飞停下来，等待她的反应。

沉默。长久的沉默。

久到叶飞以为电话断线了，他轻声问：“君姐？”

然后，他听到了。

听到了压抑的、从喉咙深处发出的抽泣声。起初很小，像受伤的小动物，然后越来越大，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哭泣。那不是伤心的哭，是那种憋了太久、终于释放出来的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