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胶着。探子回报，叛军控制了三个产粮县，官军的补给线被拉长了三倍。”大掌柜递上一卷密报，“朝廷已经开始在江南各州加征秋粮，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

这些消息都在高要的预料之中。南庆王朝双面开战——北边跟北齐的战事进一步加剧，西境叛乱——这本就是他等待多时的时机。一个国家的战争机器一旦全速运转，最先承受压力的永远是粮食。而粮食，正是高要精心编织了多年的一张巨网。

“开始吧。”高要转身，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中却闪过一丝锐利的光，“启动丰年计划。”

这三个字轻飘飘地落下，却意味着庆国粮食市场将迎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高要等待这一刻已经太久。他在秦末乱世见过粮食如何摧毁一个诸侯国，在现代社会见过金融战如何让一国经济崩溃，而现在，他要将这两种经验融合，在这个封建王朝上演一出粮权谋的大戏。

七日后，庆国各地开始流传一则消息：今年风调雨顺，各地庄稼长势喜人，预计秋粮将迎来十年不遇的大丰收。这消息最初只是市井闲谈，渐渐出现在茶楼酒肆的说书人口中，接着各地小报也开始转载。

很少有人注意到，传播这些消息的渠道，大多与高氏商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要控制的十三家商号，以不同名义资助了庆国超过三十家驿站，他旗下的茶楼、酒肆遍布七十二个重要城镇；就连走街串巷的货郎，也有四成从他这里进货。

“要让一个谎言成为真相，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所有人都这么说。”高要在商会的秘密会议上如是说。他面前摊开一张巨大的庆国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标记标注了各地粮食库存、运输路线和关键人物。

第一阶段的操作看似简单：逐步降低粮食价格。高要控制的粮行开始以低于市价一成的价格出售存粮。最初只在三个州试行，一周后扩大到七个州，价格再降半成。其他粮商起初观望，但随着高氏粮行的低价粮持续涌入市场，他们不得不跟进降价，否则手中的粮食将无法脱手。

“东家，我们已经亏损了三万两。”大掌柜忧心忡忡地报告。

高要摆摆手：“账面上的亏损罢了。我们卖出的都是去年、前年的陈粮，而收购的是各地新粮的预购权。记住，我们不是在卖粮食，是在买时间，买市场恐慌的发酵时间。”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几条主要的漕运路线：“通知江南各分号，开始秘密收购新粮预购契约。不要用高氏的名号，用我们控制的另外十七家空头商行，每家收购量控制在五千石以内，分散到不同县乡。”

这种分散收购的策略极为隐蔽。在某个县，可能是“隆昌号”在收粮；在相邻的县，则是“丰裕行”在活动。这些商行表面上毫无关联，实际控制人都指向高要在海外的某个秘密账房。三个月内，高要团队以各种化名，提前锁定了庆国四成以上的预计新粮产量。

庆国的粮政体系并非毫无防备。户部设有常平仓，各州有义仓，理论上足以应对寻常年景的粮价波动。但高要研究过这个体系的漏洞：常平仓存粮大多集中在几个中心城市，调运缓慢；地方义仓则往往被当地豪强把持，账目混乱。

更关键的是，战争打乱了朝廷的节奏。

十月初，北境传来急报：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冻死了大片军马，后勤压力骤增。兵部紧急要求增调十万石军粮，而且必须在两个月内运抵前线。户部尚书李延年连夜进宫面圣，出宫时脸色铁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