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苦笑：“军统的规矩，加入容易退出难。郑怀远说过，叛变者死，还会连累家人。我父母都在保定，我不得不...”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什么：“对了，这次行动前，郑怀远收到一封密信，看完后很高兴，说‘已经知道确切位置’。当时我不明白，现在想来，他指的可能是你们存放爆炸材料的地方。”

“密信内容还记得吗？”周锐追问。

陈明摇头：“我没看到，但送信的人我见过一面，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左脸颊有道疤，说话带山西口音。”

周锐立刻记下这个特征。赵大勇沉思片刻，对陈明说：“你先在这里好好反省，我们会对你的情况进行调查。如果你说的都是实话，我们会给你一条出路。”

“谢谢赵团长！谢谢！”陈明激动地说，“只要能赎罪，让我做什么都行！”

离开厢房，赵大勇对周锐说：“加强警戒，防止有人灭口。同时，按他说的特征，查那个脸上带疤的山西人。”

“是！”

当天晚上，独立团召开了战后总结会。

“这次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暴露的问题也很严重。”赵大勇开门见山，“第一，敌人对我们的情报掌握程度超出预期；第二，内部可能有泄密渠道；第三，重要物资的保密工作存在漏洞。”

一营长王二虎不解：“团长，咱们不是赢了吗？怎么还这么多问题？”

“正因为赢了，才要反思。”牛剑锋接过话头，“如果敌人的计划更周密些，如果他们没有低估我们的反应速度，结果可能完全不同。这次胜利有运气的成分，不能每次都靠运气。”

三营长孙德胜点头：“政委说得对。我负责粮仓埋伏时，就发现敌人对我们的布防规律很熟悉。他们选择的突破点和时间，正好是我们换岗的空档期，这不是巧合。”

“还有军械所那边，”负责驻地防御的二营长宋亮也开口了，“偷袭的那组特务对地形非常熟悉，避开了所有常规哨位，直插核心区域。要不是我们提前埋伏，很可能被他们得手。”

会议持续到深夜，各部门汇报了战斗中发现的疑点。周锐汇总后提出一个关键问题：

“敌人似乎总能在我们调整布防后的很短时间内获得情报，这说明要么有内鬼实时传递消息，要么他们有一套高效的侦察体系。”

“如果是内鬼，范围可以缩小。”赵大勇分析道，“知道粮仓位置变换的，全团不超过二十人；知道爆炸材料存在的，不超过十人；同时知道这两件事的，一只手数得过来。”

在场干部面面相觑，气氛凝重起来。

“团长，您怀疑我们中间...”孙德胜没把话说完。

“不是怀疑同志们，而是要面对现实。”赵大勇严肃地说道，“敌人在暗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从今天起，实行新的保密制度：第一，核心机密分层次掌握，任何人不得了解全部信息；第二，重要决策实行双线验证；第三，加强人员审查，特别是能与外界接触的岗位。”

牛剑锋补充：“同时，我们要外松内紧。表面上恢复常态，暗中加强监控。如果真有内鬼，一定会再次活动。”

散会后，赵大勇单独留下周锐：“那个陈明，你怎么看？”

“表现得很真诚，但不排除是苦肉计。”周锐谨慎地说，“我建议暂时不动他，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他真是可以被争取的，对我们了解军统在冀中的网络会有很大帮助。”

赵大勇点头同意，又问：“牺牲战士的后事处理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三名牺牲的同志都是老战士，其中两个家里还有老人。”周锐声音低沉，“已经派人送去抚恤金和通知。”

赵大勇沉默良久，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每次胜利都有代价。我们既要对得起牺牲的同志，也要保护好活着的人。周锐，内鬼的事情要抓紧，但不能冤枉好人。”

“明白。”

接下来的几天，独立团表面恢复了正常运转，但暗中的调查从未停止。

周锐的侦察科兵分两路：一路追查脸上带疤的山西人；另一路对团内有可能接触核心机密的人员进行秘密排查。

第三天，刘家强带来了一个重要发现。

“科长，我们查到那个山西人了！”刘家强兴奋地汇报，“他叫阎老西，真名阎福贵，是这一带有名的‘消息贩子’，专门倒卖各种情报。日本人、国民党、甚至一些土匪都从他那里买过消息。”

“人在哪里？”

“昨天还在青龙镇出现，今天一早往保定方向去了。我已经安排人跟踪。”

周锐立刻向赵大勇汇报。赵大勇当机立断：“抓！但要活的，而且要秘密抓捕，不能打草惊蛇。”

“是！”

抓捕行动在当天下午进行。阎老西很狡猾，几次改变路线，但最终还是被侦察兵在保定城外的一片小树林里截住。被捕时，他正准备与一个戴礼帽的男人接头。

“我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你们抓我干什么？”阎老西一脸无辜。

周锐冷笑：“买卖消息的‘小买卖’？阎福贵，别装了。说说看，最近都向谁卖了什么消息？”

阎老西还想抵赖，但当周锐拿出从他住处搜出的密信和大量现金时，他顿时蔫了。

“我交代，我交代...”阎老西瘫倒在地，“是军统的人找我买消息，关于独立团粮仓位置和一批特殊物资的存放地点。”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在独立团有...有熟人。”阎老西支支吾吾。

“谁？”周锐厉声问。

阎老西犹豫再三，终于吐出一个名字。周锐听后，脸色骤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