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介绍后，史密斯博士没有过多寒暄，他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发动机吸引。

“V型八缸，90度夹角，目标转速2800，功率400马力。”史密斯用英语快速说出了核心参数，眼神锐利地扫过缸体、曲轴和一旁拆下的、带有烧蚀痕迹的连杆轴瓦。

“问题在震动和热负荷，尤其是中高转速区的轴承失效。”

虞老心中暗赞对方眼力毒辣，表面却流露出恰到好处的凝重与一丝“遇到知音”的欣慰，用流利英语回应：“史密斯博士一语中的。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计算和多轮平衡方案优化。”

他指向黑板上一系列复杂的公式和振型图：“理论上，十三阶惯性力已得到较好平衡，针对主要扭振模态也设计了摆式减振器。但实机测试，在2300转附近，第二、五缸连杆轴承总是出现异常磨损，伴随特定频率的壳体共振。”

吴院士适时地插话，语气带着挫败感：“材料，加工，我们的曲轴颈圆度、主轴承座同轴度，仍远落后于国际精度。更别说缸体铸造的材质均匀性和内应力。理论是理论，一到实物，什么都变形！”

他拍着旁边一个测量夹具：“我们做了上百次台架，调整了数十次平衡块配重和减振器参数，效果都不稳定。有时候这批零件好点，下批又不行！”

史密斯博士仔细听着，目光在黑板的复杂公式和台架上略显粗糙的零件之间来回移动。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眼前这两位中国专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实践中遇到的、极其典型的“基础工业拖累设计”的困境。

这种困境，在底特律的早期研发中心也不是没遇到过，只是他们用更先进的制造技术和海量的测试数据硬生生碾了过去。

一种混合着专业优越感和指导后进的欲望，在史密斯心中升起。

他走到发动机前，用手指轻轻敲击着V型夹角下方的缸体“鼻梁区”，又让吴院士启动一下旁边的简易振动测试设备。这是连夜布置的，只能测几个关键点的基础振幅。

设备嗡鸣，指针摆动。史密斯盯着数据，又观察着发动机壳体上临时粘贴的几条脆弱的示振钢片在高频下的模糊虚影。他沉默了片刻，仿佛在脑中构建物理模型。

这种简陋的振动可视化方法，让他感觉有点头疼，中国这边的条件是真不行啊，这不是难为人吗。

琢磨了一会儿，史密斯终于开口，语气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肯定：“你们的理论方向没有错。”

“但你们可能过于关注阶次和模态，而忽略了相位共振和结构声学耦合带来的局部能量聚焦效应。”他拿起一支粉笔，在虞老画的振型图旁，勾勒出一个更复杂的三维结构示意图。

他用粉笔点着V型缸体的中部，语气笃定：“看这里，在两列气缸发火冲击下，这里不仅是弯曲和扭转的节点，更可能形成一个复杂的结构声学腔体。特定频率的振动波在这里叠加、反射，而不是简单地传递或耗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