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得来。沈阳是中国最繁华的商度，商客来自五湖四海，数不胜数。”

五年前鼎文香烛铺案事发，后金大量情报站遭拔除，佟养甲作为细作首领，既露了相，亦没法在北方呆了。

于是奉命南下，到南直隶、浙江一带，建立新的情报网，引诱一些走私贩前往辽东交易。

朝鲜、山西走私客见金国屡战屡败，纷纷落进下石，往死里压价。

上好的辽参八九百文一斤，上好的水貂皮一两一张，刨去采参猎貂的开销，就不剩什么了。

偏偏东西堆积如山，不卖还不行。

江浙走私客买走一些，不说增加多少利润，起码可以抬抬价格。

可惜江浙距辽东太远，走私客更愿意贩丝去日本，或者倒瓷器给荷兰人，很少愿意前往辽东。

都是走私，被济州水师抓到，顶多罚一半货物。被东江水师抓到，却是里通建奴，投敌卖国之罪，要杀头的。

于是乎，四年来佟养甲到处碰壁，收效甚微。

实在没办法了，终于想到荷兰人。

荷兰人的船又大又快，还有随船雇佣兵，不怕东江水师拦截。若他们愿意在辽东建立商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黄台吉赞成这个设想，还特意护送一个荷兰客卿（俘虏）入关，令其代为引见。

佟养甲一路磕磕碰碰，终于见到能说上话的人，自然万分珍惜。

见揆一有所怀疑，又咬牙道：“如果你们能运来棉布、大米，我们每年可以出售一千匹丝绸，或者更多。”

“一千匹太少了，”揆一还是摇头，“我之前跟你说过了。除非你们以五两一匹收购棉布，否则我们不可能感兴趣。”

佟养甲急道：“可是沈阳行价才一两左右，你们卖到广东，更只能卖二三百文。印度棉布便宜，五两能买四五十匹了。你们运一趟翻四五十倍，实在太高。做生意讲究长期合作，互惠互利，如此故意抬高价格，岂非强人所难？”

“你算错了。我们卖到广东不赚什么钱，但卖出棉布，可以马上买入生丝、瓷器和丝绸，返程利润才是大头。去辽东买不到生丝，丝绸还少，如果没有超额利润，为何要去呢？”

见对方打听到采购价，揆一索性不装了，细细算了一笔经济账。

长途远航一趟就是一年，去辽东要对抗明军稽私，必须配齐百名水兵。

工资、吃喝拉撒、阵亡抚恤，全都是开销，至少一万多两。

这些就罢了，关键多跑一趟辽东，势必少跑一趟日本，损失一次机会。

折算下来，棉布利润必须超过十万两，才有可能说服公司，安排大盖伦跑一趟。

恰好棉布是轻泡货，重量轻，占地多，船舱只能塞一万多匹，勉强两万。

十万除以两万，正好每匹五两，没有这个售价，不如去日本。

说完经济账，揆一接着说政治账。

“我们前往辽东，势必激怒大明官府，失去谈判的可能。如果没有超额利润，巴达维亚议会怎么会同意呢。朋友，你们中国有句古话，不能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这番开诚布公，佟养甲听得哑口无言。

非但印度，松江棉布也很便宜，不求成色，大量采办，一大筒（十匹）只需二三两。

可惜东江镇有陈子履撑腰，近年不断壮大，专注打击辽海走私，东西很难运过去。

再加上察哈尔死硬对抗，晋商无法过境，辽东布价一年比一年高。

在使者离开沈阳前，竟涨到了每匹三两多。丝绸更了不得，一匹十几两，甚至有钱都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