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芬的生活，在旁人看来，像她批改学生作业用的红墨水，清晰、规整，带着一种知识女性特有的沉静与妥帖。她是受人尊敬的张老师，课堂上娓娓道来，办公室里面带微笑，对待学生如春风化雨。很少有人会去探究，那副总是收拾得干净利落、带着淡淡书卷气的身影背后，是否也藏着不为人知的暗涌与沟壑。

这暗涌，在一个看似普通的周末下午，终于冲破了最后一道堤坝，以一种近乎平淡的方式。

她的丈夫，那个在区机关工作、戴着金丝边眼镜、永远显得一丝不苟的男人，坐在客厅那张铺着米白色桌布的茶几对面，用谈论工作报告般冷静、甚至带着些许程式化歉意的语气，提出了离婚。

理由？性格不合。长期缺乏共同语言。对生活的追求不同。

这些词语，像早就准备好的台词，从他薄薄的嘴唇里平稳地流出，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一种冰冷的、尘埃落定的疲惫。

张玉芬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她甚至没有感到太多的意外，仿佛只是在等待一个早就知道的答案，如今终于被正式宣读。心底深处那点残存的、微弱的火苗，在这一刻，被彻底吹熄了，只留下一片带着凉意的灰烬。

她看着眼前这个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男人，他的面容依旧端正，衣着依旧笔挺，但眼神里早已没有了初识时的温度，只剩下一种急于摆脱现状、奔赴“更合适”人生的疏离。她想起了那些日渐减少的交流，那些以“加班”、“应酬”为借口的晚归，那些堆放在书房角落、属于另一个女人的、带着甜腻香水味的丝巾（她偶然发现，却从未点破）……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色都开始暗淡下来。最终，她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好。我同意。”

没有质问，没有挽留，甚至没有一滴眼泪。她的平静，反而让对面那个自以为掌控局面的男人，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错愕和……或许是些许被轻视的愠怒。

离婚手续办得异常顺利，像处理一件过期作废的文件。没有财产上的激烈争夺（他们本就没什么共同财产，只有这套学校分的、狭小的筒子楼宿舍），也没有子女的牵绊（他们一直没有孩子）。当那张墨绿色的离婚证拿到手时，张玉芬只觉得手里轻飘飘的，心里也空落落的，仿佛有什么东西被连根拔起，却又奇异地带走了一份沉重的负担。

她以为自己可以就这样，安静地、体面地翻开人生新的一页。然而，她低估了流言的传播速度，以及人们对“非常规”事件，尤其是涉及一个独身女性“私生活”事件，那永不枯竭的、带着恶意与猎奇的想象力。

几乎是在离婚手续办完的第二天，某种看不见的、带着毒素的孢子，就开始在校园和街坊间悄然滋生、弥漫。

起初是窃窃私语。

在教师办公室，当她推门进去时，原本热烈的讨论会瞬间降温，同事们投来的目光带着一种复杂的探究，有人欲言又止，有人则报以过分刻意的、同情的微笑。

“玉芬，你……没事吧？”有人试探着问。

“能有什么事？”张玉芬平静地回应，将教案放在桌上，动作依旧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