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冬日的岛原半岛，海风凛冽，铅灰色的天空下，残雪覆盖着天草四郎起义失败后留下的焦土与废墟。然而，在荒废的村落和隐秘的山洞中，依然顽强地生活着一群切支丹（天主教徒）遗民。他们曾在德川幕府的残酷踏绘（践踏圣像）政策和血腥镇压下，几乎灭绝。

这一日，几名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切支丹秘密聚集在一处废弃的礼拜堂地下室。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绝望。领头的老者保罗·杉山（仮名），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一枚藏在竹筒里、锈迹斑斑的黄铜十字架。

“兄弟们，姐妹们……”他的声音沙哑而激动，“我听到消息……占领九州的新主人，那些明朝人……他们似乎并不强迫我们放弃信仰！长崎的明朝商人，甚至允许弗朗机（葡萄牙）教士在他们的商馆内做弥撒！**”

“可是，保罗兄弟，”一个年轻妇人恐惧地说，“他们是异教徒，是侵略者！幕府说他们是魔鬼！我们投靠他们，岂不是背叛上帝？”

“不！”保罗眼中燃起一丝狂热的光芒，“德川家才是真正的魔鬼！他们屠杀主的羔羊！而明朝人……他们打败了德川！也许……也许这是主的安排？是主借异教徒之手，惩罚迫害我们的暴君，为我们打开一道生门？**”

“我们应该派使者去名护屋城！去恳求那位明朝大将军（指多尔衮）！请求他允许我们公开信仰，归还被没收的教堂和土地！”另一个激进的信徒喊道。

希望与恐惧，在这群被遗忘的人群中交织。十字架的象征，与远方明朝日月旗的影子，在绝望的土壤中，开始了危险而无奈的嫁接。

数日后，扶桑都护府行辕。都护多尔衮正与副都护陈子壮、谋士范文程商议政务。耿精忠因水师巡防未至。

一名通译引着三名衣衫整洁了些、但神色惶恐的切支丹代表（包括保罗·杉山）跪在堂下。他们呈上了一封用日文和蹩脚汉文书写的请愿书，并献上那枚作为信物的十字架。

“……恳请大都护殿下……垂怜我等受苦教民……准予信奉天主……归还寺社（教堂）……必当忠心纳粮服役……”保罗·杉山结结巴巴地陈述着。

陈子壮拿起那枚十字架，眉头紧锁，厌恶地放在一旁，对多尔衮低声道：“都护，此乃西洋邪教！在我大明亦属左道乱政！太祖皇帝《大明律》有云：‘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岂可容其死灰复燃？当严加禁止，拿办为首者，以正视听！**”

范文程却捻须沉吟，缓缓道：“陈大人所言，乃常理。然，此处是倭地，非我中土。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倭国固有神道、佛教，势力盘根错节。此切支丹，备受幕府打压，仇恨深入骨髓。其教义与倭人传统迥异，正可为我所用。”

他转向多尔衮，眼中闪烁着算计的光芒：“王爷，可效仿古人‘以夷制夷’之策。对此切支丹，可表面允其有限信教（如准其在指定教堂活动，不得外传），甚至发还部分被幕府没收的产业。如此，一则可示好于此辈，令其感恩戴德，成为我朝在倭地的耳目与助力；二则可借此牵制、削弱倭国本土佛、神势力，使其互相攻讦，无力一致抗我。此乃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利大于弊。**”

多尔衮目光闪动，手指敲击着桌面。他不在乎什么上帝天主，他在乎的是如何更有效地统治这片新附之地。范文程的计策，符合他分而治之的思路。

“范先生言之有理。”他最终开口，“然，陈大人之虑亦不可不防。**”

“传令：一、告谕此辈切支丹，本都护体恤民情，准其在原岛原、天草等地，于官府划定范围内，可进行‘礼拜’，不得滋事，不得诱人入教，更不得诽谤我朝儒释正教。其被占堂产，可酌情发还部分。**”

“二、着各地代官，严密监视此辈动向，若有聚众、传教等事，立即拿办！”

“三、将其首领姓名、住址，造册备案。告之，若能提供地方匪类（浪人）情报，必有重赏。**”

一道既怀柔又防范的指令，就此发出。切支丹们得到了一线生机，却也成为了明朝统治者手中一颗危险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