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一份关于“倭地切支丹余孽请愿及都护府处置方略”的奏报，经驿传送至北京紫禁城养心殿。

崇祯皇帝仔细阅读着奏章。当看到“十字架”、“天主”、“请愿”等字眼时，他的眉头微微皱起，流露出本能的反感。作为儒家天子，他对任何挑战纲常名教的异端邪说都有着天然的警惕。奏章中也附上了陈子壮援引《大明律》的反对意见。

然而，当他看到范文程分析的“可间可利用，以分倭人之势”以及多尔衮“有限准许，严加管控”的最终决断时，他的神色恢复了平静，甚至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赞许。

“王承恩。”

“奴婢在。”

“前朝万历年间，利玛窦等泰西教士入京，所凭何物？”

“回皇爷，凭天文历法、自鸣钟等奇技，以及附会儒学。然其传教之心不死，终被朝廷所禁。**”

“嗯。”崇祯目光深邃，“倭地之切支丹，与利玛窦，同源而异流。于我中土，其为祸患；于倭地，或可为利刃。

多尔衮与范文程，此番处置，倒是颇合‘因地制宜’之要义。**”

他走到《坤舆万国全图》前，目光扫过欧洲和日本。

“传旨。”

“一、谕令礼部、鸿胪寺：‘倭地切支丹事，准扶桑都护府所议，乃权宜之计。然需明发训谕：此乃特例，仅限倭地，绝不可行于中土！凡我大明臣民，敢有私习此教者，以左道论处！”（划清界限，严防渗透）

“二、密旨多尔衮、范文程：‘尔等分化之策，朕已洞悉。可用其情，不可信其教；可使其相争，不可令其坐大。尤需警惕其与澳门葡夷或吕宋西夷暗中勾结。一切需在都护府严密监控之下。”（肯定策略，强调控制与警惕外联）

“三、着锦衣卫派驻倭地坐探，将切支丹主要头目、聚会地点、与外界联系等情状，密查清楚，单线呈报。”（独立监控，制衡都护府）

“四、告诉宋应星，其编纂《天工开物·倭部》时，可留意采集切支丹中是否有精通医术、历算、铸炮之人才，若有，可‘礼聘’至格物院效力。”（榨取技术价值）

崇祯的决策，再次体现了他实用主义的统治哲学：在确保核心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哪怕是危险的“异端”。他对切支丹的默许，并非出于宽容，而是出于统治策略的冷血计算。

岛原半岛的切支丹们，感激涕零地迎来了“有限自由”。废弃的教堂被简单修缮，秘密的聚会转为半公开。他们成为了都护府在基层的眼线，提供关于浪人或敌对豪族的情报，换取微薄的赏金和喘息之机。

然而，佛寺和神道教势力对此极度不满，与切支丹的冲突时有发生。而切支丹内部，也对“与异教徒统治者合作”的路线产生了分歧。宗教矛盾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九州的统治局面更加复杂。

在名护屋城，多尔衮收到北京的旨意后，心中稍安。他知道，自己这步险棋得到了皇帝的默许。但他也更加警惕，下令加强对切支丹的监控，尤其防范其与海外势力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