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阳气弱，又赶上今年冬天特别冷。”赵老爷子压低声音，“我听我爹说过，枉死的人怨气重，不肯走。”

生产队最终还是决定拆炕。几个壮劳力拿着铁锹镐头，小心翼翼地把土炕刨开。铁蛋被娘搂在屋里角落，眼睛却死死盯着那逐渐扩大的坑洞。

炕洞里的灰烬被一锹一锹铲出来，堆在泥土地上。突然，一个年轻后生的铁锹碰上了什么硬物，发出沉闷的响声。大家围上去，小心地扒开周围的土——一具完整的尸骨呈现出来。

白骨已经发黑，姿势蜷缩，像是被硬塞进这个狭小的空间。头骨歪向一侧，下颌张开，仿佛在无声地呐喊。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尸骨的右手位置空荡荡的，从腕骨处断裂，而那只消失的手，大家昨夜都亲眼见过。

“这不是日本人杀的。”赵老爷子蹲在坑边，仔细端详着尸骨，“看这衣服碎片，像是十几年前的事。”

队长脸色突然变了：“是老右派周文渊？”

人群中一阵骚动。铁蛋听说过这个名字，是屯里早些年下放来的一个读书人，据说在文革初期批斗会后就不见了踪影，大家都以为他跑回关内去了。

“那天晚上，是我送他回牛棚的。”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是屯里的老光棍孙老四，他脸色苍白，“那天下大雨，路上滑，他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石头上...我没想害他，真的，就是怕说不清楚...”

真相大白于天下。孙老四当年怕被牵连，偷偷把尸体塞进了废弃的炕洞里，后来这间房子分给了铁蛋家。而那不安分的鬼手，就这样在炕下游荡了近十年。

尸骨被重新安葬在后山。赵老爷子主持了简单的仪式，烧了纸钱，念叨着“冤有头债有主”。

那天晚上，铁蛋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站在他面前，温和地笑着：“谢谢你，孩子，我现在能回家了。”

铁蛋醒来，心里出奇地平静。窗外的风雪停了，一缕晨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在泥土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多年以后，铁蛋成了省城报社的记者。一九九八年，他参与了一系列关于特殊时期失踪人员的调查报道，在整理档案时，他看到了周文渊的名字——一位北大毕业的地质学者，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下放黑龙江，一九六六年失踪。

铁蛋联系上了周文渊在南京的侄子，将当年的真相告知。对方在电话里沉默良久，最后轻声说：“谢谢您，至少知道我叔叔的下落了。”

挂掉电话，铁蛋站在报社办公室的窗前，望着窗外繁华的街景。他想起了那个寒冷的冬夜，炕洞里缩回的手，以及后来梦里那个温和的中年人。恐惧早已褪去，留下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历史的思考。

一九九九年春天，铁蛋特意回了一趟老家。老屋已经翻新，爹娘搬进了县城的楼房，这里租给了一对外地来的年轻夫妇。铁蛋站在重新砌好的土炕前，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伸手摸了摸炕面——温热的，结实的，再也感觉不到任何异样。

“您找什么吗？”年轻的女主人好奇地问。

铁蛋摇摇头，笑了笑：“没什么，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

他走出老屋，阳光正好，远处的白桦林已经抽出了新芽。铁蛋知道，有些东西永远留在了那个冬天，就像那只缩回炕洞的手，既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