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吴抚州刺史刘信、虔州谭全播等像看活菩萨一样看着钟林倍，心里暗想，钟林倍都那么厉害了，那传说着还未露面的钟鹏举岂不是更加妖孽。

现在大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杨吴讨伐军的军医陈述道。

右都押牙王祺奉旨担任虔州行营都指挥使，肩负着统领洪、抚、袁、吉四州之兵攻打虔州的重任。然而，虔州在防御使谭全播的经营下，地势险固且军民归心，宛如一块难以啃下的硬骨头。

彼时的战场环境极为恶劣，潮湿闷热的气候，密集扎营的军队，为疫病滋生创造了温床。从年初便投身战事的王祺军队，因长期围城攻坚，损耗巨大。士兵们不仅要应对高强度的战斗，还需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生活，这使得军中逐渐出现疫病症状。起初，只是零星几人发热、咳嗽、乏力，但病情如野火般迅速在军营中蔓延，每日都有大量士兵病倒，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

王祺将军作为主帅，心急如焚。他一面四处寻找当地郎中，希望能找到医治疫病的良方，一面安排人手改善军营卫生条件，隔离病患。但一切努力都收效甚微，疫病愈发猖獗。

王祺将军本人也不幸被疫病击中，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尽管他强撑病体，坚持指挥作战，可病情的恶化让他力不从心。在与疫病顽强抗争一段时间后，小半年下来，王祺终因疫病过重，心力交瘁，在军中卧床不起。他的病倒，对杨吴军队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讨伐虔州的战事也陷入僵局。此后，杨吴政权不得不另派百姓军节度使钟鹏举接替王祺将军，继续这场艰难的讨伐之战。

谭全播听了略微松了一口气。杨吴讨伐军此时当着三方的面坦诚军中主帅已经不能视事自然是因为接任者钟鹏举的副手以及人马已经到任——等同于钟鹏举到位。

钟林倍说道历史上很多多种瘟疫混合爆发的例子，个中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三国时期，（230年）七月曹真率主力大军抵达陈仓道口准备伐蜀。八月，当地潮湿的环境致使疫病横行，痢疾、疟疾开始在军营中肆虐。短短半个月，数千士兵便病倒。由于古代医疗水平有限，军医面对来势汹汹的混合疫病，几乎束手无策。患病士兵先是被痢疾折磨，持续腹泻，身体迅速脱水，变得虚弱不堪；同时又遭受疟疾的侵袭，陷入周期性的寒战、高热，身体机能急剧下降。军队战斗力锐减，这场疾病的爆发严重影响了曹真伐蜀的战略推进。

西汉末年，（12-15年）王莽篡政后对西南蛮夷的不当举措引发战争。平蛮将军冯茂率领大军进攻牂牁郡（今贵州贵阳一带）。此地气候潮湿，山林茂密，本就容易滋生疫病。战争中，军队不仅面临与敌军的对抗，还陷入了疾病的泥沼。痢疾、疟疾以及当地特有的瘴气引发的疾病混合爆发。

士兵们先是因饮用受污染的水源、食用不洁食物感染痢疾，紧接着瘴气弥漫，许多人吸入后身体不适，抵抗力下降，又极易感染疟疾。

据记载，死者多达十分之七，巴蜀地区也被搅得不得安宁。王莽无奈之下杀了冯茂，又派将军廉丹率领天水、陇西骑兵与巴蜀军队联兵十余万人再度进攻。然而，西北来的士兵同样难以适应西南的恶劣环境，疫病依旧横行，军粮供应又不及时，短短三年多，数万士兵因饥饿和疫病死亡，战斗力剧减，这场战争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南北朝时期，梁朝爆发侯景之乱。侯景叛军从太清二年九月（公元548年）开始，以数万之众围困建康台城（今江苏南京市），一直持续到太清三年三月（公元549年）。

围城期间，侯景叛军残暴无道，战死士兵的尸体随意堆积，简单覆土后，随着春末夏初气温升高，尸体腐烂，各种病菌滋生。城内情况同样糟糕，城头作战死亡的士兵被拖到水沟里扔掉，数十万军民被困城中，粮食吃尽，身体虚弱，疫病开始蔓延。痢疾、疟疾等多种疾病混合发作，许多人身体浮肿、呼吸困难，大量军民病饿而死。

主持守城的名将羊侃似乎也因感染疫病而死，叛军趁机加紧攻势，最终台城被攻破，梁武帝被俘。这场疫病不仅改变了战争走向，还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众人自然知道，钟林倍所讲的案例在当时是不知道该种瘟疫的名称和病因的，自然也没有对症治疗的药物。上述那些瘟疫的名称和病因是钟林倍的推断和猜测。

对于疟疾、痢疾和鼠疫这些名词他们乃至所有世人都是第一次从钟鹏举的嘴里听到。

钟鹏举最后当场告知双方他决定就在这块空地旁边建立两个抗疫大营，鼠疫与疟疾痢疾分开两个营地。

此时钟林倍后续的一万海陆军和舰队从吉州抵达虔州，小将军林积容和饶州刺史杨溥从江、洪和饶州三州新招募的六千步兵也乘坐二十多艘运输船差不多同时到达，并开始扎营。

至此，钟鹏举共有两万人马兵临虔州，包括三千海军、一万三千步军、一千重装骑兵、两千亲卫骑兵、一千侦察搜索兵。

钟林倍主持建立抗疟疾和痢疾大营，监军陆明远等主持建立抗鼠疫大营，两个营地相距一定的安全距离。

鉴于虔州各县已经陷于瘫痪状态，钟林倍向虔州十一个县各派出一千步骑兵维持秩序和组织运送病人。他把原四千抗疫先锋队备用的四千匹战马分配到一万三千步兵里去，以提高他们的机动能力。

徐温派来牵制和准备置钟鹏举于死地的抚州刺史刘信以及讨伐军里的徐温亲信等对钟林倍自然是嫉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