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过后，天气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猛地推了一把，骤然跌入了更深的寒凉。清晨起来，屋檐下常挂着长长的、晶莹剔透的冰溜子，尖尖的，犬牙交错，在初升的惨白太阳底下，闪着冷冽的光。地面的霜不再是薄薄一层，而是结得厚厚的、硬硬的，脚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脆响，留下清晰的足迹。院子里那几棵老树的叶子，几乎在一夜之间掉光了，只剩下铁黑色的、光秃秃的枝桠，以一种近乎痛苦的姿态，伸向同样铁灰色的天空。世界仿佛被抽干了色彩，只剩下黑白灰的基调，和一种无边无际的、凝固般的清冷。

就在这日渐凛冽的寒气里，杨阿姨宣布了一个消息：她得回自己儿子家去了。

消息来得并不突然，却又像这季节本身一样，带着某种必然的、不容置疑的味道。杨阿姨的儿子在邻省的城里工作，早几个月前就捎过信来，说媳妇怀了二胎，反应大，希望母亲能过去帮衬一段日子。杨阿姨当时只说不急，等秋收忙完，等把这边安顿好。如今，地窖满了，柿饼晒好了，过冬的柴火劈得整整齐齐码在了灶房后头，连窗缝都用新打的糨糊和裁好的布条仔细地封上了。该做的，似乎都做完了。季节已完成了它最后的、最华丽的谢幕，正向着严冬那沉默的舞台深处走去。她也该动身了。

山子水儿听了，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小脸上便露出了明显的不舍。水儿跑过去抱住杨阿姨的腿，仰着脸问：“杨奶奶，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杨阿姨弯腰，用那双粗糙却温暖的手捧住水儿的小脸，拇指摩挲着她细嫩的脸颊，眼里是满满的不舍和慈爱：“等开春，等燕子回来了，杨奶奶就回来，给我们水儿编柳条帽儿，摘最早开的荠菜花，好不好？”

山子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没说话，只是抿着嘴，眼圈有点红。这孩子感情内敛，但心里头重。杨阿姨招招手，把他也叫到跟前，一手揽一个：“山子是个小男子汉了，奶奶不在，要帮爸爸妈妈多干活，照看好妹妹，照看好咱们的院子，行不？”

山子用力地点点头，把脸埋在杨阿姨厚实的棉袄襟上，闷闷地“嗯”了一声。

离别的日期定在三天后。杨阿姨的儿子会开车来接。剩下的这三天，杨阿姨似乎更忙了，但不是忙那些具体的家务，而是一种更细致、更绵密的“交付”与“叮嘱”。她带着苏念，把厨房里瓶瓶罐罐的位置又确认了一遍，哪种豆子放在哪个瓮里，哪种干货怕潮要悬在高处，腌菜的坛子哪一坛先吃哪一坛后动；她领着周凡，把院子里的工具一一归置，铁锹锄头要擦净抹上油防锈，浇水的皮管子要盘好收进杂物间，鸡窝的栅栏有没有松动需要加固；她甚至抽空，把元宝三世的毛又仔细梳了一遍，告诉水儿每天要记得给它留够干净的清水。

但最重要的“一课”，发生在离别前一天的下午。那天没有风，是个难得的、干冷的晴日。阳光淡白，没什么温度，但光线很好，明晃晃地照着院子里每一个角落。

“今儿个，奶奶教你们做最后一样东西，”杨阿姨系上她那件深蓝色的粗布围裙，对围在身边的两个孩子说，“做点黏豆包。等天最冷的时候，蒸上一锅，热热乎乎，甜丝丝的，吃了身上有劲儿，心里也暖乎。”

材料是她早就备好的：一小盆颗粒饱满、颜色深红的大芸豆，一碗圆润洁白、像碎玉似的糯米，还有一小罐自家蜂巢里割下来的、金黄浓稠的野蜂蜜。

第一步是煮豆馅。大芸豆洗净了，放在大铁锅里，加了足足的水。炉膛里的火生起来，不急不躁地烧着。杨阿姨说，煮豆子急不得，火太猛了容易外面烂了里面还硬，得这样咕嘟咕嘟地，用时间慢慢把它熬透、熬软、熬出豆子魂儿里的那股子香糯来。山子负责看火，水儿趴在灶台边，看着锅里的水从清澈变成淡淡的红色，豆子们在水里翻滚，渐渐膨胀，表皮变得光亮。

煮了小半个下午，豆子终于到了火候。捞出来，控干水，放在一个洗干净的大瓦盆里。杨阿姨拿起那根光滑沉重的枣木擀面杖，开始一下一下地捣。这不是搅拌，而是真正的“捣”。豆子被碾碎，挤压，慢慢地，在擀面杖下变成了一团细腻的、深枣红色的豆泥，热气腾腾，豆香扑鼻。那香气是朴实的，厚道的，带着土地最慷慨的馈赠的味道。

捣好的豆泥还有些烫，杨阿姨把它们摊开晾着。趁这功夫，开始和面。糯米粉雪一样白，倒进另一个瓦盆，缓缓加入温水。杨阿姨的手在粉堆里揉、揣、按，动作沉稳有力，那粉末渐渐地聚拢，粘连，变成了一个光滑柔软、洁白如脂的大面团。她撕下一小块，在手里搓成长条，再揪成一个个剂子，剂子在她掌心一转，就变成了圆润的小球。

“来，你们也试试。”她把剂子分给山子和水儿。

山子学着奶奶的样子，很认真地用手掌去搓，可那糯米面团黏性大，在他手里不太听话，搓出来的“球”总有点歪瓜裂枣。水儿更是小心翼翼，捏来捏去，面团却粘在了手指上，她着急地甩手，模样可爱又滑稽。杨阿姨也不着急，笑呵呵地看着，偶尔指点一句：“手心沾点干粉……对，轻轻揉，别用死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