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测定，可以提出两点看法。首先，关于水星和金星的误差相当大；就水星而言，粗略计算，是365天而非88天，多出了四倍有余。亚里士多德指出，欧多克索斯将水星和金星与另外三颗行星区分开来，赋予它们各一个天球，且两极相同。水星靠近太阳使其轨道难以观测和测量，但关于金星出现巨大误差（130天）的原因尚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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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刘易斯爵士认为欧多克索斯是让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的；因此，他将欧多克索斯的地心周期与我们的日心周期进行了比较。对于一位研究古代天文学的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将哥白尼体系归给欧多克索斯更大的错误呢？如果水星是太阳中心的一个黑点，它当然会（或看起来会）在一年内绕地球运行：让它稍微在太阳两侧摆动，平均周期仍是一年，伴有轻微的双向偏离。金星亦然，只是偏离更大。假设一个不太熟悉这种区别的人可能一时笔误写下这个错误；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错误在他脑海中固化下来，并成为他进行如下推测的依据——即观测水星的困难导致其周期被定为应有值的四倍——而且这个错误还被一位勤奋且深思熟虑的作者在校样中修改后出版了呢？唯有一种解释：作者完全超出了他的知识深度。仅此一例便足以定论；此言完全基于对着作及作者真实价值的尊重。他清楚地知道两种体系的区别，却不了解这种区别带来的影响：他是我不得不借助另一位迥然不同的人来阐明的又一个实例，即在不熟悉的领域进行良好推理是困难的。

（第254页）。事实上，哥白尼假设地球的轴总是朝向太阳。(169)[(169)参见德朗布尔，《现代天文学史》，第一卷，第96页]。提出地球轴恒常自相平行的假说，是留待开普勒来完成的。

如果说在哥白尼本人的着作中、在其通俗解释中、以及在所引用的德朗布尔的那一页中，有什么比任何其他内容都更突出的话，那就是地球轴的自相平行是哥白尼理论中{166}一个显眼的部分。开普勒所做的是摒弃了哥白尼为保障此平行而不择手段采用的方法，认为其不必要。哥白尼，像那些习惯于实心天球的人那样思考地球的公转——其思路与如今那些否定月球自转的人非常相似：他们为何不援引哥白尼来加强自己的论点呢？——他认为除非采取措施防止，否则地球的轴总会将同一端指向太阳。他确实采取了措施：他发明了一种轴补偿性的圆锥运动来维持平行；并且，作为其体系最显着的特点之一，他通过给予比补偿所需略多一点的运动，从而得到了岁差。在作者所引用的那段开头，什么内容赫然在目呢？

因此，正是为了达成或保持这种平行，哥白尼认为必须求助于这种相等且相反的运动，它抵消了他如此武断地归因于第一种运动的、扰乱平行的效应。

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平行，是哥白尼的格言：而开普勒的见解是，你无需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G.c.刘易斯爵士关于现代天文学效应的见解——这些他既不理解又严重低估——现在看来是毫无权威性可言的。他臆想——举个例子——对于确定船只的位置，精密计时器的发明远比天文学理论上的任何改进都重要得多（第254页）。且不谈纬度——尽管省略纬度也并非无关紧要——他本应知道，经度是通过在{167}同一绝对时刻，格林尼治时间与船只所在地时间之间的差值来确定的。现在，如果一台精密计时器是完美无缺的——但必须指出，没有计时器是完美的——并且能在全世界精确报出格林尼治平时，那么本应清楚的是，在能够找出该地相对于格林尼治的经度之前，还需要一块同样精确的表来获取观测地的时间。除了星空本身，没有这样的表：而那块表只能通过天文观测，并借助关于天体运行的最佳知识来读取。

我认为，我对G.c.刘易斯爵士这部非常优秀的着作所做的好事，胜过所有书评人的总和。

我来举一个文学与天文学纠缠不清的老例子。提奥弗拉斯特——他要么是始作俑者，要么是其记述者——将他的至点测定归功于一位名叫法伊诺斯的伊利斯人，说此人在吕卡贝图斯山上为他测定的。这位天文学家别无他人提及：尽管几乎可以肯定梅顿本人曾与他多次约定观测至点；而且我们可以断定，如果两人中有谁迟到，那必定是梅顿。因为法伊诺斯·赫利俄斯正是光芒四射的太阳本身；在天文学诗人阿拉托斯的诗中，我们读到关于光芒四射的太阳的十九年周期：

[希腊文:Enneakaidekakukphaeouêelioio]（光辉太阳的十九个周期）。

必定是某位文人把阿波罗变成了伊利斯人法伊诺斯；于是他就这样一直存在于{168}天文学史中，直至今日。萨尔马修斯认定阿拉托斯指的就是此人，并提议改读为[希腊文:êleioio]（伊利斯的）：他没有注意到法伊诺斯是阿拉托斯诗中一个极其常见的形容词，而且，如果他的推测成立，这位法伊诺斯将是阿拉托斯诗集中唯一非神话人物。

[当我阅读乔治·刘易斯爵士的着作时，我所批评的那些要点让我觉得不足为奇，但当时我并未记起缘由。一位财政大臣和一位研究古代天文学的作家，犹如栖息于不同树木的鸟儿，后者并未让我联想到前者。1855年，我曾是大约二十人组成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就十进制货币问题拜会了时任财政大臣的G.刘易斯爵士。这个代表团颇具分量：艾里先生、我本人及其他几位代表数学界；威廉·布朗——他与美国的交易额以每年数百万计，在英国按十二进制计算，在美国则按十进制计算——是商界最好（但并非唯一）的代表。还有金银通货主义者、会计师、零售商等等。G.L.爵士走进房间，落座，未作片刻等待，便开始向代表团宣读一番关于十进制货币种种弊端的犀利演说；说什么需要更改所有表格，会阻碍计算云云。对于那些连比他知识更渊博的人都觉得有分量的反对论点，他显然一无所知。代表团成员开始陈述他们的观点，却遭到了古怪的否认。他打断我说：当然我们算术书中的计算比法国书中的更容易，{169}这难道还有疑问吗？他竟不知道“十进制计算“的“公认“优越性，使得许多偏爱我国市场与柜台计量体系的人也对十进制投以渴望而留恋的目光。我的回答以及他看到的周围人的微笑，使他露出一种古怪而困惑的表情，仿佛在说：我在这里可能力有未逮！他的态度改变了，开始倾听。我既看到了他处理未经深思熟虑的问题时的鲁莽作风，也看到了当获取知识的途径摆在他面前时，他那种能够产生怀疑的性格。既然见过他的这两种状态，我对他浅薄之时异乎寻常地暴露浅薄，以及在他深入钻研时形成的强烈反差，便都不感到奇怪了。]

十进制货币

在悖论者之中，不乏政治上的悖论者，他们在辩论中无所不用其极，唯一的目标就是在当晚的议会中赢得支持。我对编辑们的评价同样适用于他们。记录一个非常显着的实例，将政治上的轻率妄为与求圆积和《启示录》式的荒谬联系起来，或许能起到警示作用——当然不是警示任何顽固的政客和惯犯，而是警示一些对政治怀有向往、正处于习惯养成期的年轻心灵。

在1855年7月12日关于十进制货币的辩论中，时任基德明斯特选区议员的洛先生，一位能言善辩的聪明人，发表了一通演说，我为此为十进制协会撰写了一篇评论。我很少见到比这整篇演说更拙劣的企图扭曲公共问题焦点的尝试了。考虑到该发言人在其他场合所表现出的才智，{170}很明显，如果仁爱之心不是凡事相信，而是只信万事除一件的话，他或许该为自己的政治品格感到战栗了；因为他在此场合意图的诚实性，可能就是那难以置信的例外。我摘录几段并附上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