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坐在床沿上，看着他。

“这些年，你怎么过的？”她问。

何雨柱说：“还行。”

老太太点点头，没再问。

过了一会儿，何雨柱问：“您呢？解放后怎么没教书了？”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说：“说来话长。”

何雨柱看着她。

老太太说：“解放后，组织上安排我去教育局。我说不去，就想教书。后来就一直在小学，五几年调去郊区，六几年退的休。”

何雨柱说：“那您怎么一个人住这儿？”

老太太笑了笑，笑得很淡：“老伴早没了。儿子在东北建设兵团，几年没回来了。一个人也挺好。”

何雨柱没说话。

老太太看着他，忽然问：“农夫他……还好吗？”

何雨柱沉默了一下，说：“六二年走的。”（这里解释一下，代号是代号，那个时候并未解封。）

老太太愣了一下，低下头，半天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但没哭。

“他是个好人。”她说，“没有他，我这个交通站撑不了那么久。”

何雨柱点点头。

老太太说：“四九年，你来找过我。你说你要走了，让我保重。那时候我问你，农夫还好吗。你说好。”

何雨柱说：“是。”

老太太说：“后来我再没见过你。也没见过他。”

何雨柱低下头。

老太太笑了笑，说：“我不后悔。再来一回，我还是会去妙峰山。”

何雨柱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但没什么暖意。

他走到胡同口，刘艺菲抱着阿满还在车上等着。

阿满已经睡着了，小脑袋靠在她怀里。

何雨柱上车，启动，往回开。

开了一会儿，刘艺菲问：“送到了？”

何雨柱点点头。

刘艺菲看了看他的侧脸，没再问。

当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了。

何雨柱坐在书房里，铺开一张纸，提起笔，只写了一行字：

“崇慈小学黄校长，当年我的交通员。她现在在帽儿胡同23号。”

落款：清风。

他把纸折好，装进信封，封了口。

第二天一早，他骑车出门，把信送到了一个地方——一个他二十年只去过三次的地方。

没有通过任何人。

一个月后。

钱佩兰来串门，坐在堂屋里跟母亲说话。

何雨柱在旁边坐着，听她们聊。

钱佩兰说：“前两天碰见黄校长了。”

何雨柱听着。

钱佩兰说：“她搬家了。楼房，有暖气，在鼓楼那边。街道上的人帮她搬的，还说以后每月有补助，过年有肉。”

母亲手上的针线没停。

钱佩兰说：“她还说，这辈子没什么牵挂，就一件事放下了。”

何雨柱问：“什么事？”

钱佩兰看看他，说：“她说，当年有个孩子，叫清风。现在知道清风过得好，她就放心了。”

何雨柱没说话。

阿满跑过来，抱着他的腿，仰脸叫“爸爸”。

他弯腰把她抱起来。

阿满靠在他怀里，热乎乎的。

母亲在旁边，忽然说：“清风这名字，起得好。”

何雨柱看了母亲一眼。

母亲没抬头，继续做针线。

太阳照进来，地上亮堂堂的。

又过了些日子，何雨柱收到一封信，没有落款。

信里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一行字，笔迹他认得：

“清风同志：红嫂已安置。勿念。”

他把信折好，收进抽屉里。

阿满跑过来，拉着他的手往外走。

她的小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

“爸爸，看！”

院子里，核桃和粟粟正在堆雪人。

阿满跑过去，抓起一把雪，往核桃身上扬。

核桃大叫着躲开，粟粟站在旁边笑。

何雨柱站在门口，看着他们。

刘艺菲从厨房出来，站在他旁边。

“谁的信？”

何雨柱说：“没谁。”

刘艺菲看了他一眼，没再问，早就习惯了。

雪还在下，细细的，密密的。

落在院子里，落在孩子们身上，落在何雨柱和刘艺菲的肩头。

阿满跑过来，拉着他们：“爸爸，妈妈，来堆雪人！”

刘艺菲笑着跟她去了。

何雨柱站了一会儿，也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