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凌晨四点四十分。青藤镇还在沉睡，沉在一片粘稠、潮湿、密不透风的黑暗里。夏夜的热力早已耗尽，下半夜积聚起的凉意混着河水与稻田蒸腾出的水汽，凝结成一场罕见的大雾。这雾不是轻盈的纱，而是厚重的、泛着青灰色的棉胎，严严实实地捂住了镇子，捂住了镇外蜿蜒的土路，捂住了远处墨团似的山影。空气凝滞得能拧出水来，吸进肺里，带着一股河底淤泥和腐烂水草的腥气。万籁俱寂，连平日里聒噪的蛙鸣和虫嘶都被这雾压了下去，只剩一片令人心慌的、绝对的死寂。

镇外两公里，废弃的“红旗”砖窑厂，像一头匍匐在荒坡下的巨大怪兽，在这浓雾里只剩下一个更浓黑的、模糊的轮廓。它已经荒废了七八年，窑体的红砖早已被风雨剥蚀得失了本色，呈现一种病态的暗褐。高高的烟囱拦腰断了一截，断口处支棱着狰狞的钢筋，指向混沌的天空。窑门是塌了大半的拱形，黑洞洞的，仿佛怪兽张开的口器，等待着吞噬什么。

雾气在这里似乎更浓了，丝丝缕缕地顺着破败的窑门往里钻，在窑内空旷的穹顶下缓缓流动。窑内地面是经年累月积下的、混杂着瓦砾和尘土的烂泥，被湿气浸润得如同一块巨大的、肮脏的海绵。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令人不快的味道：陈年泥土的土腥，砖石受潮后散发的碱味，霉菌在暗处疯狂滋生的腐败气息，还有一丝极淡的、若有若无的、被这些味道掩盖着的、更尖锐的东西——那是铁锈，或者，是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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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破烂的张有娣，是这片死寂之地今天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访客。他今年六十二，干瘦，佝偻，像一根被岁月和贫苦榨干了水分的柴火。他住在镇子最西头自己搭的窝棚里，靠着在镇里镇外捡拾废品过活。昨夜闷热，他几乎没怎么合眼，天还没亮透，就被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躁驱赶着起了身。他盘算着，趁这大雾天，人少，去那废弃的砖窑厂转转。以前他也去过，总能在那坍塌的砖垛和垃圾堆里，翻到点能换钱的玩意儿——几截锈蚀不那么厉害的铁条，几个还算完整的酒瓶，运气好时，甚至能找到早年遗落的、没烧透的煤核。对于他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用肩上这条补丁摞补丁的麻袋，去装填那些被世人遗弃的“宝贝”，换来几口吃食，半斤散酒。

他扛着空麻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通往砖窑厂的土路上。雾气打湿了他花白的头发和稀疏的眉毛，凝结成细密的水珠。脚上的解放胶鞋早已被露水和烂泥浸透，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叽”的声响，在无边的寂静中被放大。路两旁的荒草长到了齐腰高，草叶边缘锋利，划过他裸露的、布满老年斑的小腿，留下细微的刺痛和湿凉的痕迹。他不在乎。比这更难熬的苦楚，他这辈子经受得多了。

走进砖窑厂，那股混合的气味更明显了。张有娣抽了抽鼻子，没在意。他熟门熟路地绕开正门坍塌的砖块，从侧面一个缺口钻了进去。窑内比外面更暗，仿佛一头扎进了墨水瓶的底部。他拧亮了手里那支老旧的铁皮手电筒。电池快没电了，光柱昏黄、微弱，只能勉强撕开面前几步远的黑暗，光线边缘模糊不清，反而给周遭的一切蒙上了一层更诡谲的影子。光柱扫过的地方，是东倒西歪的废弃砖坯，像一堆堆沉默的墓碑；是墙上大片大片湿滑深暗的苔藓；是地上散落的碎瓦、瓷片，还有早已锈蚀成一团废铁的不知名机器零件。

他踩着咯吱作响的烂泥，小心翼翼地在砖垛间穿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搜寻着任何有价之物。手电光掠过一处墙角，那里堆着些破烂的稻草席子和麻袋片，似乎被什么东西压着。他走过去，用脚拨了拨，没什么特别的。他转身，想往窑炉深处再看看。就在转身的刹那，眼角的余光，被一抹极不协调的白色牵住了。

那白色在昏黄的光晕边缘，在一堆暗褐色的碎砖旁，显得格外刺眼，格外……干净。不像是这破窑里该有的东西。

张有娣的心没来由地“突”了一下。他停住脚步，慢慢将手电光移过去。光柱先是落在了一小片白色的织物上，边缘沾着泥点。他咽了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光柱顺着那织物向上移动……他看到了一截小腿，肤色在微弱光线下是一种失去生命力的、石膏般的苍白。小腿的曲线很纤细，应该属于一个年轻女性。脚上穿着一只白色的塑料凉鞋，样式普通，但很干净，另一只不知去了哪里。

张有娣的呼吸骤然粗重起来。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手电光也随之剧烈摇晃，那截苍白的小腿便在光影交错中诡异地“活”了过来。他强迫自己稳住手腕，将光柱继续向上移。

白色的连衣裙，质地是那种便宜的、洗多了会发硬的的确良。裙摆原本应该到膝盖，但现在被撩到了大腿根部，皱巴巴地堆叠着。裙子的上身部分被暴力地撕开了一道大口子，从领口一直斜裂到腰际，露出里面浅色的小背心和一片更苍白的皮肤。而在那裸露的脖颈上，一圈紫黑色的淤痕，像一条狰狞的毒蛇，死死地缠绕着，勒进皮肉里。

张有娣的血液仿佛瞬间冻住了。他的目光像被磁石吸住，死死钉在那张脸上。

那是一张年轻女孩的脸，最多不过二十岁。眉毛细长，鼻子小巧，嘴唇失去了血色，微微张着，仿佛想喊出最后一声却没能成功。她的眼睛圆睁着，瞳孔散大，空洞地望向砖窑高高的、破裂的穹顶。穹顶那个破洞，此刻透进一丝极其微弱的、被雾气稀释了的灰白天光，恰好落在她的瞳孔里，却没有映出任何光亮，只有一片死寂的、凝固的黑暗。她的头发散乱在泥污中，几缕黑发黏在惨白的脸颊上。

最让张有娣魂飞魄散的，是她的姿势，和她大腿上的东西。

她的身体以一种极不自然的姿势半蜷着，一只手压在身下，另一只手伸向前方，五指如鸡爪般死死抠进泥里，指缝里塞满了黑泥。而在那暴露在空气中的、苍白的大腿内侧，靠近根部的地方，有两道深深的、交叉的切口。切口边缘的皮肉外翻着，露出的黑红色，像用最劣质的墨笔画上去的一个巨大、歪斜、充满恶意的“X”。这个符号刻在年轻女孩的身体上，充满了亵渎与残酷的意味。

“嗬……嗬嗬……”

张有娣的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抽气声，他想尖叫，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像样的声音。极致的恐惧攫住了他，冰冷的感觉从尾椎骨瞬间窜遍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在收缩。他踉跄着向后退，脚下一滑，踩进一个泥坑，泥水溅了他一裤腿。他肩上的麻袋“噗通”一声掉进泥泞，他也顾不上了。手里的手电筒脱手飞出，在空中划出一道短暂的、绝望的弧线，“啪”地摔在几步外的砖块上，玻璃罩碎裂，最后一点昏黄的光闪了几下，彻底熄灭了。

黑暗如同潮水，瞬间将他吞没。

不，不是完全的黑暗。窑顶破洞那点可怜的微光还在，像一只冷漠的独眼，俯视着下方这地狱般的景象。张有娣瘫坐在冰冷的泥地里，他能闻到更清晰的气味了——浓烈的土腥霉味下，那股被掩盖的、铁锈似的腥气，此刻无比鲜明地冲进他的鼻腔。那是血的味道。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奇怪的甜香，混在里面。

就在他几乎要被这黑暗和恐惧窒息的时候，他的手在泥地里胡乱摸索，指尖碰到了一个冰凉、坚硬的小东西。他哆哆嗦嗦地抓起来，凑到眼前那点微光下。

是一个白色的小塑料瓶。标签上印着三个字：安定片。瓶子是空的，只有瓶底还残留着两三片白色的小药片。

药瓶从他颤抖的指间滑落，重新掉进泥里。

“啊——！！！死人了！砖窑里死人了——！！”

一声撕心裂肺的、完全不似人声的嚎叫，终于冲破了他紧缩的喉咙，在这密闭的砖窑里轰然炸响，撞击着四壁，激起嗡嗡的回声。张有娣像被火烧了屁股的野兽，四肢并用，连滚带爬地朝着记忆中窑门的方向扑去。他撞翻了砖块，绊倒了废木料，泥浆糊了满脸满身，但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逃！逃离这个鬼地方！逃离那苍白的脸、空洞的眼、缠绕的淤痕和那个邪恶的“X”！

他的惨叫和奔跑声，穿透厚重的砖墙，撕裂了外面凝滞的浓雾，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惊起了远处镇子里最早醒来的几声犬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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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七点零五分，青藤镇派出所那辆蓝白涂漆、满是泥点的老式吉普车，喘着粗气，歪歪扭扭地停在砖窑厂外那片长满荒草的空地上。紧接着，一辆县局的白色面包车也到了。红蓝色的警灯无声地旋转着，在尚未完全散去的雾气中投下变幻不定的光斑，给这片荒凉破败之地平添了几分超现实的不祥气息。

警戒线已经拉起，用的是那种黄底黑字的塑料带子，在微风中轻轻飘动，像一道脆弱却不容逾越的边界，将砖窑内外分割成两个世界。线外，已经聚集了二十几个闻讯赶来的村民。男人大多沉默着，抱着胳膊，伸长脖子，脸上混杂着震惊、恐惧和一种压抑不住的好奇。女人们则挤在一起，交头接耳，声音压得极低，但眼神里的惊恐藏不住，不时用手捂住嘴，或者紧紧抓住身边孩子的胳膊，不让他们往前凑。孩子们懵懂无知，只感到大人们不同寻常的紧张，睁着圆溜溜的眼睛，在大人腿缝间窥探。

派出所所长张建军第一个从吉普车上跳下来。他四十岁整，身高一米七八，因为常年在一线奔波，皮肤是那种经年累月风吹日晒留下的、洗不掉的黝黑粗糙。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式橄榄绿警服，领口的扣子扣得一丝不苟，但袖口和裤腿上早已沾满了泥点，裤脚更是湿了一大截。他眉头紧锁，嘴唇抿成一条坚硬的直线，额头上是深深的川字纹。接到张有福语无伦次的报案时，他刚在派出所后面的小屋里就着咸菜啃完一个馒头，心头就笼上了一层不祥的阴云。青藤镇不大，民风算得上淳朴，这些年最多就是些偷鸡摸狗、邻里纠纷的治安案件，凶杀案？起码十年没听说过了。

他拨开警戒线，大步走进砖窑。潮湿阴冷的空气夹杂着那股熟悉的、此刻却令人极度不安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县局来的兼职法医老王——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黑框老花镜的瘦小男人——已经蹲在尸体旁，打开了那个陈旧的棕色皮制勘查箱。旁边，派出所最年轻的警员李卫国，脸色苍白，正手忙脚乱地从包里往外掏照相机和胶卷。小李今年二十二，警校毕业分配过来还不到半年，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

张建军先扫视了一圈现场环境。窑内空间比他想象的要大，也更杂乱。他注意到地面泥泞，脚印杂乱，但靠近尸体的地方，有几个相对清晰的鞋印。他的目光落在尸体上，即使早有心理准备，心脏还是被猛地攥紧了一下。太年轻了。那身白色的连衣裙，此刻成了裹尸布。脖颈上的淤痕触目惊心。而那个大腿上的“X”……张建军的瞳孔收缩了一下。这不是普通的凶杀，带着一种强烈的、仪式性的残忍。

“老王，情况怎么样？”张建军蹲下身，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

老王抬起头，推了推滑到鼻尖的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神专注而冷静。“张所长。”他示意张建军靠近些，戴着橡胶手套的手轻轻拨开女尸颈后的头发，露出更完整的掐痕。“女性，年龄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初步看，致死原因是机械性窒息。你看这些指痕，”他用手指虚点着那些紫黑色的斑块，“分布、走向、深浅不一。拇指在喉结右侧，四指在左侧颈后，典型的正面扼压。从指印的大小和间距看，凶手手掌不小，指力很强。但你看这里，”他指着几处颜色略浅、边缘有些模糊的痕迹，“力量有变化，可能中途换过手，或者……凶手当时情绪非常不稳定，手在剧烈发抖。”

老王的手移开，指向尸体下身。“下体有严重撕裂伤，生前遭受了性侵。已经用棉签提取了体液样本，回去做初步检测。另外，”他顿了顿，从勘查箱里拿出一个玻璃试管，里面有些透明液体，“从她口腔黏膜和胃内容物初步检测，有苯二氮卓类药物成分，就是常见的安定。剂量不低，足够让她陷入深度昏迷。”

“迷奸？”张建军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很可能是先用药迷晕，然后实施性侵，最后扼颈致死。”老王的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像是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实验结果。他接着指向那个“X”形切口，“这个，是死后造成的。创口边缘整齐，无生活反应，皮下组织和脂肪层外翻明显。凶器是单刃刀具，非常锋利，可能是水果刀、剔骨刀一类。下手狠，直切下去，但这两道交叉的线条，”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并不完全对称，交叉点也有些偏移。凶手要么是故意画成这样，要么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手法已经无法保持稳定精准。”

张建军点点头，目光锐利地投向地面。“小李，拍照！重点拍颈部掐痕、大腿创口、还有周围的鞋印！各个角度，拍清楚！”

李卫国应了一声，举起那台老式的海鸥DF-1相机。他的手抖得厉害，对焦都对不准。取景框里，女孩惨白的脸、圆睁的眼、那邪恶的十字，不断冲击着他的神经。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咔嚓、咔嚓……快门声在空旷的砖窑里一次次响起，伴随着刺眼的闪光灯，将这一幕幕可怖的景象定格在黑白胶片上。

张建军仔细查看地面。泥泞中脚印很杂，有张有娣慌张逃离时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解放鞋印，有他们进来时踩的，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但在尸体右侧约半米处，有一片相对完整的泥地，上面印着几个前掌部分的鞋印。花纹清晰可见，是那种常见的波浪形结合点状凸起的图案。

“回力鞋。”张建军沉声道，“42码左右。前掌着力明显，后跟模糊，可能是走动时留下的。”他抬头看向砖窑深处，那里有一个被坍塌砖块半掩的缺口，通向后面的荒坡。“凶手很可能从那里进出。那边地上全是碎石和砖头渣，留不下什么痕迹。”

李卫国拍完照，开始小心翼翼地检查尸体旁边散落的物品。一个半旧的深蓝色帆布包，沾满了泥水。他戴上手套打开：里面有一个塑封的工作证，贴着女孩的一寸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她扎着马尾，笑容腼腆。工作证上印着“青藤镇罐头厂”，姓名栏：刘艳。出生日期：1977年3月。还有几枚硬币，合计三毛六分；一把红色的塑料梳子，梳齿间缠着几根长发；一小包用旧手帕包着的、已经有点受潮的水果糖。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刘艳……罐头厂的。”张建军默念着这个名字，心头沉甸甸的。他认识刘艳的父亲刘铁柱，一个老实巴交的罐头厂老工人。去年春节派出所搞安全宣传，刘铁柱还来帮忙挂过横幅。

“所长，这个！”小李用镊子从刘艳手边不远处，夹起了那个白色安定药瓶。

张建军接过来，对着窑顶透下的光仔细看。普通的白色塑料瓶，瓶身标签是印刷体“安定片”，只剩下两三片白色圆形药片。瓶盖拧得并不紧。

“指纹。”张建军说。

小李立刻拿出指纹刷和磁性粉，小心翼翼地处理瓶身。几分钟后，他抬起头，脸色更白了：“所长……只有……只有一些模糊的、不完整的指纹，从纹路看，应该……应该是死者的。没有发现清晰的、属于第二个人的指纹。”

张建军眉头锁得更紧。凶手戴了手套？还是刻意擦拭过？这个药瓶是关键。如果是凶手带来的，用来迷晕刘艳，那他应该会处理掉指纹。但如果是刘艳自己的呢？她为什么会有安定？一个十八岁的女工，有什么需要靠安定片才能入睡的烦恼？

“收好。这是重要物证。”张建军将药瓶放进证物袋，封好口。“老王，精液样本的血型能做吗？”

老王正在收拾器具，闻言答道：“回去用凝集法做个初步鉴定没问题，但要更精确的，得送市局。不过，”他补充道，“就算鉴定出是A型血或者B型血，意义也有限。镇上符合血型的人太多了。”

张建军当然明白。九十年代中期，DNA检测技术对于青藤镇这样的地方来说，还只是报纸上遥不可及的科幻名词。血型，鞋印，安眠药瓶……这些线索，看似有，却如同眼前的雾气一样，迷迷蒙蒙，抓不住实体。

他最后看了一眼刘艳的尸体。年轻的容颜凝固在永恒的惊恐与痛苦中。那个刻在她身体上的“X”，像是一个残酷的署名，一个凶手的标记，又像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嘲笑着警方的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