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的冬天来得早，也来得酷烈。从十月那场冷雨之后，天气便一路阴沉下去，北风像裹挟着冰碴的鞭子，抽打着青藤镇裸露的屋瓦、光秃的枝桠，以及每个人心头那道始终无法愈合的伤口。霜降、立冬、小雪、大雪……节气一个个过去，河面结了薄冰，田野覆盖着灰白的寒霜，可那笼罩小镇的寒意，大半并非来自自然。
后山李娜的惨死，像最后一记重锤，将青藤镇残存的、关于“偶然”或“外贼”的侥幸心理彻底砸碎。恐慌不再是暗流，而是弥漫在每一口呼吸中的冰冷雾气。学校彻底取消了所有晚间活动，女学生们被要求由家长接送上下学，距离稍远的甚至开始住校。工厂调整了女工班次，尽可能避免夜间单独出行。街头巷尾的议论声低了，取而代之的是相遇时快速交换的、充满戒备的眼神，以及关门落锁时那格外清晰的“咔嗒”声。人们不再轻易谈论案子，但那三起血案，尤其是那个诡异的“X”，已成为小镇集体潜意识里一个沉默而恐怖的图腾。
派出所的压力达到了顶点。县局成立了专案组，市局也派来了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协助。李强和赵老三被分别羁押，进行了无数轮的审讯。专案组几乎翻遍了两人从小到大的一切，寻找可能的暴力倾向、心理扭曲的迹象、与受害者任何细微的交集。李强的生活轨迹相对清晰，但正因其清晰，反而难以找到突破性的矛盾。赵老三的社会关系则如同一团乱麻，或者说近乎于无，他的过去模糊不清，审讯中时而装疯卖傻，时而沉默以对，关于案发时间的行踪始终无法自圆其说，但同样，找不到任何直接证据能将凶器、烟蒂、乃至那件女式内衣与三起命案确切地连接起来。
最重要的物证——三处现场提取的精液样本，被封存在县局技术中队的冷柜里，等待着当时县级公安机关几乎无法独立完成的、更高层级的鉴定。那枚后山的红塔山烟蒂，连同破庙里发现的几枚同品牌烟蒂，也被小心保管。张建军曾指派小李去镇口杂货店询问过老板老陈，老陈的反应一如往常的平淡，他承认红塔山只有他店里卖，但对于“谁常买”、“案发前后有没有异常购买”等问题，只是摇头，表示“记不清”、“买烟的人多，哪记得住”。这个线索，在缺乏其他支撑的情况下，很快被淹没在更繁杂的排查工作中。
时间在高度紧张却近乎停滞的调查中流逝。秋去冬来，寒风凛冽。受害者的家属在最初的悲恸欲绝后，逐渐陷入一种漫长的、看不到希望的煎熬。他们每隔几天便会来到派出所，不吵不闹，只是用那双被泪水反复浸泡、已然干涸空洞的眼睛望着进出的警察，望着张建军，无声地询问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能抓住凶手？每一次，张建军都感觉那目光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良心上。
他知道，案件的侦破已经走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县级刑侦技术的天花板前。没有DNA数据库进行比对，精液样本除了血型别无他用；现场指纹残缺模糊，无法进行同一认定；没有监控，没有手机定位，凶手的活动轨迹只能靠人力推测和有限的证人回忆；李强和赵老三，这两个最有嫌疑的人，像两团被诸多间接线索包裹的迷雾，看似厚重，却始终无法凝结成确凿的罪证。僵局，如同窗外日益加厚的冰层，坚硬而寒冷。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岁末。距离刘艳遇害，已过去整整五个月零十八天。青藤镇没有一丝新年的气息，只有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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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青藤镇派出所那间不大的办公室，暖气片只是微微有些温度，抵挡不住从老旧窗缝钻进来的凛冽寒气。玻璃窗上凝结着一层厚厚的、毛茸茸的霜花，将本就阴沉的天光过滤得更加惨淡。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张建军坐在自己的旧办公桌后，桌上、旁边的柜子上、甚至脚下，都堆放着高高的、用牛皮纸袋装订的卷宗，每一摞都厚实沉重。最上面的几本，封面上用毛笔或钢笔赫然写着“青藤镇7.12刘艳被杀案”、“青藤镇8.25王娟被杀案”、“青藤镇10.18李娜被杀案”，以及汇总的“青藤镇系列强奸杀人案侦查卷宗”。纸张边缘已被频繁翻检而磨损卷曲，上面布满了各种颜色的批注、问号、箭头和划掉的线条。
县公安局刑侦科的孙科长坐在张建军对面，他五十岁上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熨烫平整的冬常服，肩章上的星徽在昏暗光线下闪着冷光。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有长时间案牍劳形和面对棘手局面留下的深刻皱纹，以及一种公事公办的严肃。小李垂手站在一旁，低着头，双手不自觉地捏着衣角。
孙科长的手指轻轻敲了敲桌上那份盖着市局和省厅有关部门印章的正式文件，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意味：“建军，情况你都清楚。市局和省厅的专家会同我们都反复研究过了。案子，目前确实碰到了无法逾越的技术瓶颈。精液样本，我们县局、甚至市局，都没有进行DNA个体识别和数据库比对的条件。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包括指纹、微量纤维、那枚烟蒂上的唾液残留，以现有的技术手段，无法提取到足以进行同一认定的有效信息。”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桌上堆积如山的卷宗，继续道：“两名重点嫌疑人，李强和赵老三，经过长达数月的侦查和审讯，我们掌握了他们的血型、部分可疑物品、矛盾的口供，但……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够直接、唯一地证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实施了其中一起，更不用说三起犯罪。法律讲求证据确凿，形成闭合链条。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间接证据无法形成链条，直接证据缺失。继续投入大量警力进行无方向的排查和审讯，意义已经不大，也是对有限资源的消耗。”
张建军的胸膛剧烈起伏了一下，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撑在桌沿，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眼睛死死盯着孙科长，声音沙哑却带着一股不肯屈服的劲头：“孙科！就这么算了？三条人命！三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她们死得那么惨，凶手就在镇上！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我们当警察的，就这么把案子……搁下？！”
他的声音在烟雾弥漫的办公室里回荡，带着压抑了太久的愤懑和不甘。
孙科长抬起手，向下压了压，示意他冷静。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理解和无奈，但语气依旧坚决：“不是算了，建军。是‘暂时搁置，等待时机’。这是目前最现实，也是最负责任的处理方式。省厅已经同意，将所有关键生物检材——精斑样本、烟蒂上可能附着的唾液斑、以及其他可能含有凶手DNA的微量物证——进行规范化处理后，移送省厅刑事技术中心专用冷库长期保存。这是为未来做准备。卷宗，全部整理封存，标注为‘悬案’，但绝不是‘死案’。”
他站起身，走到张建军身边，用力拍了拍他紧绷的肩膀，声音低沉了些：“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一样不甘心。但我们是警察，不是凭一腔热血就能抓住幽灵的人。我们需要证据，需要技术。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等吧，等咱们国家的刑侦技术，尤其是DNA技术普及到我们这一级，等那些现在封存起来的物证，有机会开口说话。到那时候，这个案子，一定会被重新翻开。”
张建军像被抽干了力气，肩膀垮了下去，但脊梁依旧挺得笔直。他转过头，看向窗外白茫茫的霜花，久久不语。办公室里只剩下暖气管道偶尔发出的“叮”一声轻响，和老式挂钟沉重的摆动声。
“小李，”孙科长转向一直沉默的年轻警员，“把卷宗按规定整理好，贴上封条，锁进保密柜。移送物证的清单和手续，务必做到一丝不苟，万无一失。”
小李抬起眼，眼圈已经红了。他用力点了点头，喉结上下滚动，却说不出话来。他默默地开始整理桌上散乱的卷宗，一页页抚平，按照顺序归拢，装入专用的硬壳档案盒，然后用专用的封条仔细贴上，盖上派出所和县局的骑缝章。他的动作很慢，很轻，仿佛怕惊扰了沉睡在纸页间的冤魂。最后，他抱起那些沉重的档案盒，走向墙角那个厚重的绿色铁皮保密柜。打开冰冷的柜门，里面已经清理出一格空间。他将档案盒一个个放进去，摆放整齐。铁皮柜的内壁上，贴着一张新的标签，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绝密——青藤镇系列强奸杀人案（悬案）——1995.7.12/8.25/10.18”。
当最后一盒卷宗放入，小李准备关上柜门时，一滴滚烫的液体，终于无法抑制地从他眼角滑落，“啪嗒”一声，砸在冰冷的铁皮柜门上，留下一个迅速扩散又渐渐干涸的圆形湿痕。他迅速用手背抹了一把脸，深吸一口气，“咔哒”一声，用力合上了柜门，转动密码锁盘，将那一柜子的沉重、不甘与未解的谜题，连同三个逝去的年轻生命，暂时锁进了黑暗与等待之中。
孙科长拿起省厅下发的物证移送回执单副本，上面清晰地列明了移送物证的名称、编号和保存要求，在“备注”栏里，打印着冰冷的铅字：“上述生物检材及关联物证已接收并规范封存，待技术条件成熟后依程序启用检测。”
“走吧，建军，”孙科长拿起自己的公文包和帽子，“县里还有个会。这里……先这样。看好这些卷宗，也……照顾好你自己和手下的人。这个年，怕是都过不安生了。”
张建军没有回头，只是对着窗外的霜花，轻轻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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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长的车刚离开派出所院子没多久，门口的寂静便被一阵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泣声打破。张建军和小李走到门口，只见台阶上，不知何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
刘艳的母亲，不过五十出头，头发却已大半花白，像是深秋的芦苇。她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拄着一根磨得光滑的木拐杖，身形佝偻得厉害，仿佛这五个月来，她的脊梁已被丧女之痛彻底压弯。她就那样直接坐在冰冷的水泥台阶上，浑浊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前方，泪水无声地顺着脸上深刻的皱纹流淌，在寒风中很快变得冰凉。
王娟的父亲蹲在旁边，这个原本还算壮实的汉子，如今瘦得颧骨高耸，满脸是许久未刮的、乱糟糟的胡茬，眼眶深陷，布满血丝。他双手抱着头，手指深深插进头发里，肩膀不住地耸动，发出野兽受伤般的、低低的呜咽。
李娜的姐姐，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人，怀里紧紧抱着一幅用黑纱围着的相框。相框里是李娜生前在供销社拍的工作照，穿着整洁的蓝色制服，梳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对着镜头露出有些腼腆却无比灿烂的笑容，嘴角两个浅浅的梨涡。照片的鲜活与现实的死寂，形成刺目的对比。李娜姐姐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悲恸，眼泪像是已经流干，只是死死咬着下唇，几乎要咬出血来。
他们面前的水泥地上，铺着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床单，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歪歪扭扭、力透纸背的大字：“还我女儿公道！”“严惩凶手，告慰亡灵！”旁边，摆放着刘艳、王娟、李娜生前的几张小小照片，以及一个简陋的、纸扎的小小花圈，白色的挽联上写着：“花季少女，含冤而逝，苍天无眼，凶手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