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军像一块嚼不烂又吐不出的粗粝肉筋,卡在青溪镇派出所的司法程序喉咙里。七天刑事拘留的倒计时牌悬挂在每一个经办民警的心头,每一分秒的流逝都加重着决策的压力。针对这个混子的证据链,尤其是那场发生在柳林镇赌场的“不在场证明”,始终被一层模糊的、充满争议的雾气笼罩着。这导致所里内部意见明显分化:以老资格刑警老李为首的部分人认为,马小军既有对孙梅具体而恶毒的公开威胁,又有常年游荡熟悉地形的便利,赌场那帮人证词含糊、监控残缺,分明是江湖义气包庇,岂能轻易放过?应当申请延长拘留,深挖猛查,撬开他的嘴。而另一边,包括副所长在内的一些人则更趋谨慎,他们认为步态这个关键物证与马小军的外八字截然相反,是难以逾越的硬伤,而赌场方面的证词虽不完美,但也没人能完全推翻,长期羁押一个嫌疑人却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和舆论反弹。两派意见在案情分析会上时有交锋,气氛时而凝重,时而激烈。
陈峰坐在漩涡的中心,沉默地倾听着。他眼下的阴影浓重,嘴角因焦虑而抿出坚硬的线条。他承受的压力是多维的:头顶是县局限期破案的死命令,白纸黑字,不容置辩;面前是可能办成错案、冤枉无辜(哪怕这“无辜”是个混蛋)的职业深渊;而背后,则是青溪镇日益弥漫、几乎凝成实质的恐慌情绪,以及那蛰伏在暗处、不知何时会再次亮出獠牙的连环杀手。他需要的不再是模棱两可的推测,而是能将一切盖棺定论的铁证——要么足以将马小军牢牢钉死在犯罪者的耻辱柱上,要么能将他干干净净地排除出嫌疑人的行列,以便集中所有力量扑向真正的目标。
对河道清洁工林茂的隐蔽监视已持续了整整一周。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其生活轨迹单调得令人沮丧,也规律得近乎刻板。每日天不亮便撑着那艘破船进入指定的河段,动作迟缓却固执地清理水草和垃圾;中午返回他那间潮湿的河堤小屋,生火做饭,烟火气微弱;下午或继续未完成的河面作业,或蹲在屋前修补渔网、打磨工具;夜幕降临后,拧开那壶劣质散装白酒,就着一点咸菜默默啜饮,然后早早熄灯,小屋融入河岸的黑暗,再无动静。监视人员报告,未发现任何异常通讯(他甚至连一部像样的手机都没有),没有可疑访客,他的活动半径几乎完全以小屋和作业河道为圆心,从未见他涉足镇中心繁华区域,更别说镇西老巷那片迷宫。技术队甚至在不惊动他的情况下,远距离拍摄了他走路的视频,与现场足迹模型进行技术比对,结论明确:林茂的步态属于老年人常见的、因劳损和缺乏运动而形成的拖沓步幅,与现场那精确定义的、带有特殊发力习惯和骨骼形态可能性的内八字足迹,存在本质差异。然而,那个“三次第一发现人”的身份,如同一个无法驱散的诅咒,牢牢吸附在他身上。陈峰内心的天平上,“惊人巧合”与“重大嫌疑”这两端的砝码仍在剧烈晃动,而马小军这边,已到了必须快刀斩乱麻的时刻。
自六月二十六日芦苇滩发现吴强的尸体后,时间已过去七天。这七天里,青溪镇的天空又阴晴不定地洒落了几场雨,时而是骤然而至的暴雨,时而是缠绵悱恻的细雨。每一次乌云聚集,雨点落下,派出所全员的心都会提到嗓子眼,巡逻的密度和神经的紧绷程度达到顶峰。然而,那个幽灵般的凶手却仿佛感知到了什么,或者正在享受这种猫捉老鼠般的紧张气氛,并未再次出手。这种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比案件本身更让人窒息。无形的压力在空气中累积,像不断充气的气球,等待着那最终爆裂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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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日,星期三,一个闷热得如同蒸笼的上午。空气凝滞,没有一丝风,知了在树荫里发出嘶哑的哀鸣。王涛带着两名精干的刑警,再次驱车驶上通往邻镇柳林镇的公路。这一次,他们携带的不仅仅是协查函,还有经过法制部门审核、更加完备、措辞严厉的法律文书,明确了调取证据的范围、时限和法律后果。柳林镇派出所的领导亲自出面协调,给予了全力支持。此行目标极其明确: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拿到“老六棋牌室”六月十九日晚间完整、清晰、具有不容置疑法律效力的监控录像原始数据,并必须找到能够做出稳定、可信证言的直接证人。这是破解马小军嫌疑僵局的唯一途径。
“老六棋牌室”的老板,那个在镇上以精明和滑头着称的“老六”,在警方摆出的法律阵势和柳林镇同行的严肃态度面前,终于收起了那套江湖敷衍的把戏。他意识到这次不再是“打个招呼”那么简单。他配合地将警方引进了棋牌室后面一间堆满杂物的所谓“机房”,指认了那台负责存储监控数据、机箱上落满灰尘的老旧台式电脑主机。同时,他叫来了自己一个学计算机专业、放假在家的侄子。这个年轻人相对可靠,对技术也熟悉。
接下来的过程枯燥而紧张。主机硬盘被小心地拆卸下来,连接到便携式取证设备进行全盘镜像和初步数据恢复。在柳林镇派出所一间临时辟出的技术房间里,王涛等人和那位侄子一起,对着数块屏幕上滚动的数据流和视频文件列表,开始了漫长而细致的筛查、修复和时间轴校准工作。他们需要排除之前提供的那些被刻意截取、时间错乱的片段,找到最原始、最连续的存储文件。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衬衫。
经过近五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工作,几段关键时间区间的、相对完整的监控录像终于被成功提取并修复。画面质量虽然受限于摄像头本身的低廉,但比起之前提供的碎片,清晰度和连贯性有了质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不同角度的摄像头时间戳经过专业技术同步,形成了一个基本可靠的时间参照系。
王涛的眼睛熬得通红,但他不敢有丝毫松懈,死死盯着屏幕上分割开来的多个监控画面。时间被精确调整到六月十九日晚上八点四十分之后。
八点四十七分十六秒,马小军那件标志性的花哨衬衫出现在入口摄像头里。他晃悠着走进来,脸上带着赌徒特有的、混合着期待与焦躁的神情,和门口几个熟面孔懒散地打了个招呼,拍了拍其中一人的肩膀,然后径直走向棋牌室最里面、烟雾最浓的那张“牌九”桌。八点五十二分零三秒,他在桌边一个空位坐下,掏出皱巴巴的钞票扔在桌上,开始下注。
关键时段——晚上九点三十分至十一点整——的监控被以四画面分割的形式同步播放,并放慢了播放速度。王涛的心跳随着画面一帧一帧地跳动。
主牌桌区域的摄像头,角度固定,覆盖了马小军所在的位置及其周围。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左右,马小军输掉了一局不小的押注,他烦躁地猛地推开面前的牌,骂了一句(口型清晰),站起身,在牌桌周围踱了几步,用力抓了抓头发。然后他离开牌桌区域,走向吧台。吧台的摄像头显示,他和老板“老六”简短交谈了几句(内容不可辨),接过“老六”递来的一支烟点燃,就站在吧台边抽了起来,眼睛还时不时瞟向牌桌方向。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四分钟,期间他未曾靠近出口。
晚上十点零五分左右,他掐灭烟头,回到牌桌,重新坐下。接下来的十几分钟,他显得比较安静,有输有赢。十点二十分十一秒,他再次起身,走向位于棋牌室侧面、靠近后门的厕所方向。厕所门口有一个独立的摄像头,清晰地拍到他进入厕所,约两分五十秒后出来,在门口的水池边洗了洗手,甩着水珠走了回来。进出时间短暂,路线清晰。
十点四十分左右,他似乎又遭遇了一次连续失利,情绪明显激动,对着发牌人嚷嚷了几句,引来旁边人的侧目。但他依旧没有离开座位,只是不断抽烟,用力敲打桌面。直到接近十一点十分,他面前的钞票所剩无几,才一脸晦气地、骂骂咧咧地推开椅子站起来,朝着入口方向走去。十一点十二分,他的身影消失在入口摄像头外。
这意味着,在法医推断的孙梅死亡时间核心区间(晚上九点至十一点),尤其是孙梅离开超市(九点零七分)到尸体可能被抛入万安桥下的关键时段内,马小军有连续、多角度的影像证据表明,他身在距离青溪镇万安桥直线距离超过五公里、实际夜间交通需要至少二十分钟车程的柳林镇“老六棋牌室”内。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超过五分钟以上的、可能被利用来进行快速往返作案的离席空白期。他那些短暂的离席(去厕所、去吧台),都在监控的严密注视下,且时间短暂,不具备作案条件。
与此同时,王涛安排另外两名民警,在柳林镇派出所的协助下,分别秘密传唤了当晚与马小军同桌的三名赌客以及吧台服务员。分开询问,出示特定时间点的监控截图佐证。在严肃的法律告知和确凿的画面面前,这几人的证词变得清晰而稳定。他们均证实,马小军那晚确实一直在那张桌子玩牌,中间只有去厕所和到吧台抽烟的短暂离开,绝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离开棋牌室,更别说往返青溪镇作案。一名赌客甚至回忆道:“那晚他手气背得很,一直输,脸都绿了,哪还有心思跑出去?光顾着骂娘和想法翻本了。”这些证言与监控画面相互印证,形成了稳固的证据链。
铁证,终于如一块淬火的玄铁,沉甸甸地落到了实处,驱散了所有萦绕不散的疑云。
王涛带着制作了多重备份的监控录像硬盘、详细的取证过程记录以及新的证人询问笔录,怀揣着一种混合着疲惫与释然的复杂心情,火速返回青溪镇。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为马小军洗脱嫌疑,更是为下一步调查扫清了一个巨大而嘈杂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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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陈峰在派出所那间略显拥挤的会议室里,召集了所有参与系列案件侦查的核心人员。窗帘拉上一半,室内光线昏暗,只有投影仪在白色幕布上投下冰冷的光。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里。
王涛操作着电脑,将修复后的关键时段监控录像,以慢速、多画面同步的方式播放出来。没有声音,但马小军那熟悉的、带着赌徒所有典型特征的动作和表情,在清晰的画面中被无限放大:下注时的贪婪,输钱时的暴躁,离席时的短暂,回归时的急切……时间戳无情地一秒一秒跳动,将他牢牢锁定在那个烟雾缭绕、与凶案现场截然不同的时空里。
当最后一段画面播放完毕,王涛定格在马小军于十一点十二分离去的背影上,会议室里陷入一片长久的沉默。之前主张严查马小军的老李,盯着幕布,眉头紧锁,最终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摇了摇头,没再说话。事实胜于一切雄辩。
陈峰站起身,走到幕布前,亲手关掉了投影仪。室内光线恢复了一些,但他的脸色在日光灯下显得更加严肃和清晰。
“各位同志,”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基于柳林镇‘老六棋牌室’提供的、经过技术修复和时间校准的完整原始监控录像,以及与之相互印证的、稳定的证人证言,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在六月十九日第二起案件,即孙梅遇害的法医推断核心时间段内,嫌疑人马小军具有完整、连续的不在场证明。他不具备作案时间。”
他走到会议室前方的白板前,上面还贴着马小军的照片和一些与他相关的线索便签。陈峰伸出手,将马小军的照片从“重点嫌疑人”栏目里取了下来,放在一旁。
“因此,综合全案证据,特别是与本案核心物理证据——现场遗留的独特内八字足迹——存在根本性矛盾,结合其已证实的不在场证明,我宣布:正式排除马小军对青溪镇系列雨夜溺亡案的作案嫌疑。”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张面孔,确保每个人都理解了这个决定的重量和不可逆转性。
“马小军与孙梅之间的冲突和公开威胁,是其个人恶劣品行的体现,可能构成治安违法或寻衅滋事,但这与系列杀人案的预谋和实施是两回事。我们的侦查方向,必须立即、彻底地从这个误区中扭转出来。”他语气斩钉截铁,“王涛,你立刻办理相关法律手续,依法对马小军予以释放。同时,必须对其当面进行严肃的训诫和教育,明确指出其恐吓他人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另案处理,责令其随传随到。释放过程要规范,记录要完整。”
马小军这条曾经喧嚣一时、耗费了大量侦查资源的线索,至此被干净利落地剪断。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有卸下错误包袱的轻松,也有对之前误判的反思,但更多的是将目光重新聚焦的紧迫感。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意味着离那个真正的幽灵,或许更近了一步。而此刻,那个浑身疑点、沉默地生活在河边的清洁工林茂,似乎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下一个需要被全力审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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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陈峰的思维并未因排除马小军而变得简单。他深知,单纯将焦点对准林茂是危险的,尤其是在缺乏直接证据和明确动机的情况下。他脑海中反复回放着那份自己撰写的侧写报告,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突破:凶手稳定获取高浓度(95%)医用酒精的渠道。这是作案手法的基石,也是一个比步态特征更具实体排查可能性的突破口。之前撒网式的排查(药店、诊所、卫生院)收效甚微,或许是因为方向过于宽泛。现在,是时候进行更精准的、外科手术式的切入,聚焦于最有可能对这类物品进行严格管理和流出的源头单位。
下午,在释放马小军的同时,陈峰和王涛来到了青溪镇卫生院。这座白色的三层小楼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有些宁静,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消毒水气味,与派出所里那种焦灼紧绷的气氛截然不同。院长姓李,是一位戴着金丝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医生,早已接到派出所的正式协查公函,表现得非常重视和配合。
在李院长简洁明亮、挂着各种医疗资质证书和锦旗的办公室里,陈峰直接说明了来意:需要深入了解卫生院对高浓度医用酒精的管理、使用情况,特别是近期的异常。
李院长神情严肃,立刻叫来了药房的负责人——一位姓刘的、五十岁左右、面容严谨的药剂师,以及负责全院医疗物资管理的护士长。两人抱来了厚厚的制度文件、出入库台账和近几个月的医用耗材领用登记簿。
“陈所长,王警官,我们卫生院对95%浓度医用酒精这类物品的管理,是严格参照上级卫生部门和危险化学品管理规范执行的。”李院长指着文件解释道,“它不仅是重要的消毒物资,也属于易燃危险品。全院只有中心药房设有专门的危险品柜存放,实行双人双锁管理。任何科室领用,必须填写领用申请单,注明用途、预估用量,由科室主任或护士长签字批准,再到药房办理出库。药房这边,会在专门的‘高浓度酒精领用登记簿’上详细记录领用日期、领用科室、领用人、批准人、出库数量(精确到毫升)、以及计划用途。每周,药房会和总务科一起进行盘点,确保账物相符,任何异常必须立即上报。”
陈峰接过那本深蓝色封面、用黑色钢笔工整书写的《高浓度医用酒精领用登记簿》。纸张已经有些卷边,记录从年初开始,一笔一划,非常清晰。他快速浏览着六月份的记录。
“李院长,刘药师,麻烦你们仔细看看,从五月到现在,特别是六月份这三起案件发生前后,酒精的领用情况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整体消耗量是否有异常增长?某个科室领用是否突然变得频繁?或者,有没有出现领用理由不充分、签批手续不全、或者领用量与常规工作明显不符的情况?”陈峰的问题非常具体。
刘药师和护士长闻言,都戴上了老花镜,凑在一起,一页一页地仔细核查起来,不时低声交换意见。
大约十分钟后,刘药师抬起头,推了推眼镜,语气带着一种专业的审慎:“陈所长,从账面整体消耗量来看,夏季因为门诊外伤、手术室消毒、以及环境消杀频率增加,酒精用量比冬季确实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但这个幅度在历年同期波动范围之内,属于正常季节性变化,没有出现爆发式异常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