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唱着歌,在头盔里。
声音在密闭的空间里回荡,撞击着面罩,又反弹回自己的耳朵。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又像是另一个人在唱歌。
“从地球上离家出走,漂泊流浪,来到火星之上…”
飞船的引擎发出低沉的嗡鸣,那是反物质发动机特有的声音——一种既像叹息又像咆哮的混合体。透过舷窗,火星已经不再是一个红色的亮点,而是一个占据半个视野的巨大球体。它躺在黑色的天鹅绒上,像一颗刚被挖出的、尚未凝固的心脏。
“赤壤如血漫天尘,火星飓风天沉沉…”
舱内广播毫无预兆地响起:“所有人员注意,我们将在三小时后进入火星大气层。请检查宇航服密封性,确保所有个人物品已固定。重复,三小时后进入大气层。”
广播里的女声平静得令人不安。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这个声音每天准时播报船内时间、餐点安排和健身时间表,从未有过一丝情绪波动。现在它宣布着我们即将踏上那个干燥、寒冷、充满敌意的世界,语气依然像是在播报明天的天气。
我停止了歌唱。
舱室里还有其他九十九人。我们被称作“第十批”,一个冷冰冰的编号,就像货箱上的标签。联合国火星流放计划实施十年来,我们是第一千名被送往这个红色星球的罪犯——如果算上之前九批的话。
“罪犯。”我在心里重复这个词,试图感受它的重量。
在我左边三个座位的位置,坐着一个光头男人,他的脖子上纹着一只蜘蛛。上船的第一天,他就告诉我,他曾经在地球上拥有一个地下生物科技帝国,专门为富人定制基因改造的宠物。“我给一位参议员的孩子做过一只发光的兔子,”他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烁着某种病态的自豪,“后来那孩子对兔毛过敏死了,他们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
右边是一个年轻女人,不超过二十五岁,总是低着头玩自己的手指。有一次她突然抬头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炸毁了一座水处理厂。他们说那导致三百万人断水三天。”然后她又低下头,继续摆弄手指,仿佛刚才只是在讨论早餐吃了什么。
而我呢?林风,三十二岁,前音乐教师,因“危害人类共同安全罪”被判流放火星。这个罪名很大,大得荒唐。实际上,我唯一的罪行,就是站在了法庭上,对法官说:“如果她去火星,我也要去。”
他们本可以无视我。根据《火星开发与流放法案》,只有对社会构成“极端且不可逆转威胁”的个人才会被流放。我教孩子们弹钢琴,创作一些无人聆听的歌曲,最大的“威胁”可能就是在音乐课上让某个孩子爱上了肖邦而非流行音乐。
但他们批准了我的申请。我想,也许是因为我的坚决让他们感到不安,或者,他们只是需要凑足一百个人——这个数字在报告上看起来更整齐。
“你在想她。”光头男人——他让我们叫他“蜘蛛”——突然说。他没有看我,依然盯着舷窗外的火星。
我没有回答。
“那个偷核弹的女人。”他继续说,“苏茜·陈,二十七岁,量子物理学家,前联合国行星防御计划高级研究员。漂亮吗?”
“这不关你的事。”我的声音比预期的更冷。
蜘蛛笑了,那笑声通过通讯频道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在这里,所有事都是所有人的事。我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林老师。在火星上,绳子断了,蚂蚱就死了。”
年轻女人抬起头,第一次直视我们:“他们说火星上一天有二十四小时三十九分钟。比地球长一点点。每一天都会多出三十九分钟,一年下来就多了很多个小时。那些多出来的时间,我们能用来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如此天真,如此不合时宜,以至于我和蜘蛛都沉默了。
广播再次响起:“现在开始倒数进入大气层程序。所有人员请确认宇航服生命支持系统运行正常。着陆过程可能持续四十七分钟,期间会有剧烈颠簸。如有不适,请使用座位右侧的镇定剂注射器。”
我检查了头盔显示屏上的数据:氧气存量97%,二氧化碳过滤系统正常,外部温度监测正常,内部温度恒定在21摄氏度。一切都显示为绿色,除了代表心率的那条曲线,它正在平稳地攀升。
“害怕吗?”蜘蛛问。
“是的。”我诚实地说。
“很好。害怕会让你活着。那些不害怕的人——”他顿了顿,“在火星上死得最快。”
飞船开始震动。
起初只是轻微的颤抖,像是汽车行驶在不太平整的路面上。然后震感越来越强,舱壁发出低沉的呻吟。舷窗外,火星的边缘开始泛起橘红色的光芒——那是飞船外壳与稀薄大气摩擦产生的热量。
“进入大气层倒计时:十、九、八…”
我闭上眼睛,想起苏茜最后一次在地球上拥抱我的感觉。那是在判决宣布后的第三天,探视室里。她穿着橙色的囚服,头发被剪短了,但眼睛依然明亮。
“你不应该来,”她说,“你不属于这里。”
“没有你的地方,我都不属于。”我回答。
那是我说过的最浪漫,也最愚蠢的话。浪漫是因为它是真的;愚蠢是因为它也是真的。
“七、六、五…”
震动变成了剧烈的摇晃。我的身体被紧紧压在座椅上,即使有缓冲凝胶,肋骨仍然感到压力。舱内灯光闪烁不定,应急照明系统自动启动,投下血红色的光芒。
“四、三、二…”
年轻女人开始祈祷。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能看见她的嘴唇快速蠕动,眼睛紧闭,手指在胸前画着十字。
“…一。进入大气层。”
那一刻,所有的声音都被吞没了。
不是寂静,而是某种更强大的声音充斥了一切——那是大气与金属外壳殊死搏斗的咆哮,是飞船为了减速而释放出的能量轰鸣,是反物质发动机逆转推力时发出的、仿佛宇宙本身在撕裂的尖啸。
舷窗外完全被火焰吞没。不,不是火焰,是等离子体——电离的空气分子在飞船周围形成了一层发光的鞘套,像一件燃烧的斗篷。我们在火中坠落,向着那片赤红的大地。
我突然想起苏茜曾经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她说,在古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用蜡和羽毛制作了翅膀飞向太阳。他飞得太高,太阳融化了蜡,他坠入海中死去。
“人们总说这是个关于不要过分傲慢的警告,”苏茜当时说,我们躺在她的公寓地板上,看着天花板上投影的星空,“但我觉得伊卡洛斯是幸运的。至少他选择了自己的坠落。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翅膀。”
现在,我们一百个人,都有各自的“翅膀”——那些让我们飞到这里的罪行、错误、选择。而火星,就是我们的太阳。
震动达到了顶峰。有什么东西在舱外爆炸了——可能是隔热瓦片脱落,或者是推进器过载。警报响起,不是之前那种平静的广播,而是尖锐的、令人心悸的蜂鸣。
“注意!隔热罩完整性92%…89%…85%…”
数字在下降。如果降到70%以下,我们可能会在到达地面之前就被烧成灰烬。
“启动备用冷却系统。”那个平静的女声说,仿佛只是在建议我们多喝点水。
新的震动传来,这次来自飞船深处。一股冷液被泵入外壳夹层,瞬间汽化,带走热量。舷窗外的光芒从炽白色转为橙红,最后恢复到正常的火星颜色——一种沉闷的、铁锈般的红。
我们穿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飞船仍在下降,但震动已经减弱为持续的颤抖。透过舷窗,我能看见火星的地表了——不是从轨道上看到的模糊色块,而是清晰的、令人不安的细节。
巨大的峡谷像这个星球脸上的伤疤,延伸至视野尽头。环形山密密麻麻,记录着数十亿年来无数次的撞击。没有河流,没有湖泊,没有哪怕一丝绿色的痕迹。只有红色,各种深浅不一的红,从铁锈色到凝血般的暗红。
“真他妈荒凉。”蜘蛛低声说。
年轻女人停止了祈祷,睁大眼睛看着窗外。“那里,”她指着某个方向,“有东西在动。”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起初什么也没看见,然后——是的,有东西。不是生物,是一股股升腾的尘埃,像地面在呼吸时吐出的气息。那些尘埃被高空的风拉成长长的、鬼魅般的飘带,在稀薄的大气中缓慢舞动。
“尘卷风,”我说,“火星表面的常见现象。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一百公里以上。”
“你怎么知道?”蜘蛛问。
“我读过资料。在来之前。”
他古怪地看了我一眼。“你准备了?为了来这里做准备?”
“是的。”
“有趣。”蜘蛛转回头看向窗外,“大多数人只是等死。”
飞船继续下降。我们现在低到能够分辨出地表的岩石——它们散落各处,有些棱角分明得像昨天才落下,有些被风沙磨圆,像是已经在这里躺了百万年。
然后我看见了它。
在地平线上,在一片相对平坦的高原上,有一簇银灰色的结构。它们反射着火星微弱的阳光,像一堆被随意丢弃的罐头。但从那些结构延伸出来的,是整齐排列的太阳能电池板阵列,是通讯天线,是着陆坪,还有——最明显的——一个半圆形的透明穹顶,里面隐约可见绿色。
“第一城,”广播里的女声说,“人类在火星上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由前九批流放者与联合国火星开发署共同建立。人口目前约九百人。”
九百人。九批流放者,每批一百人,理论上应该有九百人活着。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出发前,我偷偷查阅了非公开的报告——前九批的死亡率平均在23%。最高的第三批,在抵达后的第一年就死了42人,大部分死于“意外事故”、“系统故障”和“心理崩溃导致的自我伤害”。
苏茜是第九批的。她已经在火星上生活了一年零两个月。
我的心跳再次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