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6章：经济舵手的暗中回馈（上）

一九七二年深秋，北京西郊的一处小院里，海棠树的叶子已经落尽。

院子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藤椅上晒太阳。他看起来很瘦，但精神尚可，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目光却落在远处。这位就是邵云阶——那位李建国未能及时救治、在1970年因心梗去世的老干部邵老的堂弟，经济计划部门的前任副主任，顾维钧。

顾维钧没有像堂兄那样在特殊时期倒下，但也经历了审查、下放、回京养病的过程。三年前的一个冬夜，他因严重肺炎奄奄一息时，一位神秘大夫救了他。那位大夫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了一句“保重身体，国家还需要您”，和一朵画在药方上的梅花。

康复后的顾维钧被允许回京养病，虽然没有恢复职务，但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更重要的是，他的脑子还能用，眼睛还能看，耳朵还能听。

这个上午，顾维钧在看报，但心思不在报纸上。他在等一个人。

十点钟，院门被轻轻敲响。保姆去开门，进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中山装，提着一个公文包。

“顾老，我来看您了。”来人恭敬地说。

“小陈啊，坐。”顾维钧指了指旁边的凳子，“今天又有什么消息？”

小陈是顾维钧以前的下属，现在在计委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工作，虽然职位不高，但能接触到一些内部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对顾维钧忠心耿耿，这些年一直暗中照顾老领导。

“顾老，先说说您的身体。”小陈没有急着汇报，而是仔细打量着老人的脸色，“最近睡眠怎么样？还咳嗽吗？”

“好多了。”顾维钧摆摆手，“别操心我，说正事。”

小陈这才打开公文包，取出几份文件：“这是最近的一些动态。中央在讨论明年的经济计划，重点还是农业和基础工业。不过……”他压低声音，“有一些新的声音出现，认为应该适当调整产业结构，不能只抓钢和粮。”

顾维钧接过文件，戴起老花镜仔细看。文件是打印的，但有些地方有手写的批注，显然是小陈自己加的。

“这些新声音……来自哪里？”顾维钧问。

“不太确定，但据说有几位老同志在私下讨论。”小陈说，“顾老，您觉得呢？”

顾维钧没有立刻回答。他看完了文件，闭上眼睛沉思。这些年的经历让他明白，有些话不能说，有些事不能做。但他脑子里的那些想法，那些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思考，像岩浆一样在涌动，不吐不快。

“小陈，你还记得咱们当年做的那个‘十五年工业发展规划’吗？”顾维钧忽然问。

“记得，1965年做的，后来……”小陈没有说下去。

后来就被打成了“修正主义黑纲领”，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冲击。顾维钧就是因为主持那个规划，才被重点审查的。

“其实那个规划里有很多可取之处。”顾维钧缓缓说，“轻重工业的比例，农业机械化的步骤，区域经济的布局……都是经过反复论证的。可惜啊，生不逢时。”

小陈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我现在想，如果当时不是那么急，不是那么理想化，而是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也许结果会不一样。”顾维钧睁开眼睛，目光锐利，“经济建设不能只凭热情，还要讲科学，讲规律。”

“顾老，这些话……”小陈有些担心。

“我知道，不能说。”顾维钧苦笑，“但我总得做点什么。小陈，我想请你帮个忙。”

“您说。”

顾维钧从藤椅下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很厚：“这里面是我这两年写的一些东西，关于经济建设的思考。不是完整的方案，只是一些想法，一些建议。你帮我……找个可靠的人，看看能不能传递出去。”

小陈接过信封，感觉沉甸甸的：“顾老，这太危险了。万一……”

“我知道危险。”顾维钧说，“但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就是一堆废纸。如果能被有眼光的人看到，也许将来能起点作用。不指望马上被采纳，哪怕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也是好的。”

小陈看着老领导坚定的眼神，明白了。顾维钧这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顾老，您想传递给谁？”

顾维钧沉默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但我想，救我的那位大夫……他背后应该有一个网络，一个在暗中做事、帮助人的网络。如果能通过他……”

小陈倒吸一口凉气。这太冒险了。那位神秘大夫是谁都不知道，怎么联系？就算能联系上，怎么确保安全？

“顾老，您和那位大夫有联系吗？”

“没有。”顾维钧摇头，“但我想试试。你还记得当年那个梅花标记吗？”

“记得。”

“我想，可以用这个标记作为信号。”顾维钧说，“你帮我把这个信封，放在一个地方，然后用梅花标记做记号。如果有人认出了标记，取走了信封，那就说明对方是自己人。”

“放在哪里？”

顾维钧想了想：“东四信托商店。那里人多眼杂，但正因为人多，反而安全。你去找老掌柜，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他会明白。”

小陈点点头，把信封小心地收好：“顾老，这事我一定办好。但您要答应我，以后不能再冒险了。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

“知道了。”顾维钧笑了，“去吧。”

小陈离开后，顾维钧继续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秋日的阳光很暖，照在他脸上，皱纹像刀刻一样深。

他想起了那个救他的夜晚。高烧、咳嗽、呼吸困难，他以为自己要死了。然后那个大夫来了，针灸、喂药，忙了一夜。天亮时，他的烧退了，呼吸顺畅了。大夫要走时，他拉住大夫的手，问：“您是谁？为什么救我？”

大夫只说了一句：“因为您还活着，这个国家就多一分希望。”

就为这句话，顾维钧活了下来。不仅活下来，还要做点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写的那些东西能不能被看到，不知道那个大夫能不能收到，甚至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给双方带来危险。但他必须做。这是他的责任，是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李建国正在轧钢厂开会。会议的主题是明年的生产计划，厂领导们讨论得很热烈。

“我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大型轧机上，这是国家的需要！”生产副厂长说。

“但小型农机具的需求也很大，农村急需这些设备。”技术科孙工提出不同意见。

李建国作为副总工程师，听着双方的争论，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确实有偏差，过度强调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的配套。但要改变这种局面，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到的。

他忽然想起了顾维钧。如果这位经济专家还在岗位上，会提出什么建议呢？

会议结束后，李建国回到办公室。他拉开抽屉，里面有一个小笔记本，记录着他这些年对经济的一些思考。有些是来自前世的记忆，有些是结合当前实际的观察。但这些东西，他只能自己看，不能和别人讨论。

下午，他去了东四信托商店。这是他的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来转转，既是为了散心，也是为了和老掌柜——那个网络的一级节点——保持一种不引人注意的联系。

老掌柜正在整理旧书，看见他，点点头：“李总工来了。”

“随便看看。”李建国说。

他在店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一个旧书柜前。柜子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很厚，上面用铅笔极淡地画着一朵梅花。

李建国心里一动。这个标记……是网络内部的信号，但又不是常规的信号。梅花画得很小，很隐蔽，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