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83年伊始。

严寒如同一头无形巨兽，盘踞在宝钢辽阔的建设工地上空。这并非北方干裂如刀刮的酷寒，而是一种浸透骨髓、裹挟着东海与黄浦江潮腥气的湿冷，悄无声息地钻入骨髓缝隙，凝成无形的冰针。铅灰色天穹沉沉压下，吝啬地滤下几缕惨淡白光，将远处高耸冰冷的钢铁骨架也映得模糊不清，仿若蛰伏于冻雾之中的洪荒巨兽。朔风尖啸着掠过空旷厂区，卷起地面冻结的尘土与零星枯草，狠狠抽打在脸上，留下细碎而尖锐的灼痛。

考绿君子拽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略显单薄的旧棉工装——它曾陪伴我辗转马鞍山、重庆、攀枝花、武钢，如今又来到这里——深一脚浅一脚，踩着冻得坚硬、又被来往车辆压出凌乱辙印的泥泞土路。每一次落脚，冻土都发出沉闷的嘎吱声，仿佛大地在痛苦地呻吟。

眼前，就是SGS二队的生活兼办公基地。几排三层楼的红砖房在寒风中瑟缩着，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粗糙的砖体，像生了难看的冻疮。房顶覆盖着一层半融化的肮脏积雪，边缘垂挂着长短不一的冰溜子，折射着阴冷的光。其中一扇油漆斑驳的木门上方，钉着一块同样饱经风霜的木牌子，上面用红色油漆刷着几个粗粝的大字——“上海SGS工程公司二队”。

那“二”字，被刷得格外醒目，甚至有些刺眼，像一个沉默的烙印，钉在风雪里，也钉在考绿君子的心头。

宿命么？从1963年踏入工地那天起，马鞍山二工地，重庆2350二工地，攀枝花二队，武钢1700二队…无数次启程，无数次抵达，仿佛永远绕不开这个带着点戏谑、甚至贬义的“二”字。

东北人喊“二傻子”、“二杆子”，透着股“二”的莽撞和愚钝。

可“二”在我考绿君子骨头上刻下的印记，却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倔强。雷锋那句话在心底激荡——“我甘当一个革命的傻子！”是啊，干革命，搞建设，哪能少了这股豁得出命的“二”劲？

调令宣读时的日历还清晰印在脑海——1982年12月31日。干部新年元旦茶话会的喧闹犹在耳边，公司领导那张略显疲惫却异常严肃的脸庞浮现出来。考绿君子的名字被念出，任命随之砸下：调任SGS二队副队长，主管二队工程施工技术。那一刻，茶话会上的暖意瞬间被冻结。

调令下达前，党委书记宗楚恴曾单独找我谈话。他办公室的炉火很旺，却烘不暖他话语里沉重的分量。

“全公司四个工程队，二队‘八五九’重点项目占六成。”宗书记手指重重敲着桌面，“八五九”，1985年9月宝钢一期工程必须投产！党中央国务院的军令状，压在全钢铁建设公司头上的泰山。“工程零星分散，骨头难啃，问题多得像筛子眼，麻烦不断！简直是公司的心病！”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直直盯着我，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期盼，“组织上考虑再三，这块硬骨头，希望你能带二队啃下来！”

硬骨头？考绿君子心猛地一沉。刚刚在技术科稳住脚，四公司解体的挫败感还没完全消散。我这个原四公司二队的施工队长，一个“败军之将”，拿什么力挽狂澜？SGS藏龙卧虎，人才济济，这个烫手山芋，怎么偏偏就砸到了我这个刚刚调来、根基浅薄的“外来户”头上？一股混杂着自嘲与不甘的苦涩涌上喉咙。

话在舌尖滚了几滚，终究还是咽了回去。四公司解散的风波与SGS无关，但SGS内部的老人对新来的心存芥蒂，磨合不易，这是人之常情。宗书记在繁杂人事中对我那难得的理解和倚重，在心头灼热地一闪。组织需要时，你推三阻四？那不是革命干部的作风！更重要的是，自己确实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与资本。

考绿君子挺直了脊梁，声音异常清晰：“革命干部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谢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

宗书记眼中掠过一丝惊讶，似乎没料到我会答应得如此痛快。他拧着眉，追问：“就没点问题？没点实际困难？或者…什么…要求？”

一股属于技术人员的傲气本能地冲了上来：“问题只是困住弱者的托词，我是解决问题的工程师。”话一出口，顿觉锋芒太露，忙敛了神色，换上更朴实的诚恳，“我是SGS的员工，是个工程技术人员。执行公司指令，拿下‘八五九’，天经地义，是我的职责。工作不讲条件，困难不计艰险。请组织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

后来是老程——技术科的程鼎理，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角落通风报信。他压着嗓子，一脸后怕：“老弟，组织部干部科找了好几个人谈二队的事，个个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各种缘由推脱搪塞。那二队，啧，就是个捅不得的马蜂窝啊！你在技术科刚好站住脚，干得好好的，一片坦途，可别犯‘二’，千万别去沾那个是非窝……”

我心头咯噔一下，面上却只能苦笑：“鼎理兄，谢谢您了。您跟我说晚了。任命已经接了，军中无戏言！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我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和二队那片低矮的房顶，声音沉了下去，“就算是马蜂窝，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去捅一捅了。”

思绪被一阵夹着冰碴的冷风粗暴地打断。我哆嗦了一下，最后凝视了一眼那块在寒风中倔强挺立的“二队”标牌，深吸一口凛冽刺骨的空气。肺部瞬间冰冷。带兵打仗，岂能不知己知彼？八年施工队长的经验提醒我，尤其在这人生地不熟、响名在外的SGS二队，摸底调查，必须走在一切动作前面。

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混合着劣质烟草、汗酸、煤灰味和浮尘腥气的浑浊热浪，瞬间糊在脸上，呛得人喉咙发紧。暴露在户外的狭长廊昏暗但能望见尽头，粗糙的水泥墙壁被经年累月的烟气、灰尘和风雨侵蚀得一片模糊的黄褐色。朝向走廊的门大多关闭着，嘈杂的人声、电话铃声、纸张翻动声以及争论声从各个门口断续飘散开来，混成一片嗡嗡的背景噪音，像一锅在露天灶台上持续沸腾的水蒸气。

我略一停顿，径直走向通道尽头那扇虚掩的、挂着“队长办公室”木牌的房门。门没关严实，里面传出刻意拔高的、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训斥声，像钝刀在砂纸上摩擦。

“……这点账目都搞不清楚？脑子做啥用场？侬拎拎清！‘八五九’掉链子，阿拉统统吃不了兜着走！”

我轻轻敲了敲门，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

“进来！”一个粗粝的声音响起，带着被打断的不耐烦。

推开门，烟雾更加浓烈，几乎凝成肉眼可见的蓝色薄纱。一个四十来岁、身材高大敦实的男人陷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穿着半旧不新的藏蓝色工装，领口敞开，露出里面深色的毛衣。他头发粗硬微卷，一张方阔脸膛透着长期户外劳作特有的黑红，腮帮子刮得铁青。此刻，他眉头紧锁，额头挤出几道深刻的纹路，正不耐烦地挥手驱赶着眼前缭绕的烟雾。他对面站着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手里捏着几张报表，低着头，脸色煞白。

看见我进来，年轻技术员如蒙大赦，飞快地瞟了敦实男人一眼，又迅速垂下头。敦实男人——不用问，正是二队队长典宏晨——抬起眼皮，目光锐利如鹰隼般凿了过来，带着审视磐石般的硬度。

“新来的副队长？”典宏晨的嗓音像砂轮打磨铁器，没有起身的意思，身体向后重重靠在吱呀作响的藤椅背上，右手指节在油腻的桌面不轻不重地叩了两下，笃，笃。空气骤然绷紧。

“是我。”我迎着那目光上前一步，伸出手，“您好，典队长。我是……”

“嗯，晓得侬。”典宏晨打断了考绿君子的自我介绍，目光锐利地刮着我的脸，仿佛要刮下一层皮来。他象征性地碰了下我的指尖，一触即收，粗糙温热。那眼神里没有温度，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毫不掩饰的审视。“技术科过来的？搞技术的嘛，前段时间审核方案，动静闹得挺大的。理论一套套的，阿拉晓得。阿拉二队，情况特殊，讲究的是实打实的经验！”他抬高了点声调，像是在提醒我，也像是在说给门外那些竖起的耳朵听。“复杂得很！不是图纸上画得那么清爽！”

他顿了顿，拿起桌上那个搪瓷杯，杯沿积着一圈深褐色的茶垢。他喝了一大口，喉结滚动，发出响亮的吞咽声。“侬来得正好。”他放下杯子，抹了一把嘴，“阿拉队里，技术上的头把交椅，是老柳——柳至湘！顶顶老资格的本土技术员，宝钢这点钢板铁架混凝土，从他手里过的比侬吃过的米还多！技术上的事情，要多听听老柳的意见！要多请教！”

“请教”两个字，他咬得特别重，眼神沉沉地压过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味道。

“那是自然，要向老师傅们多学习。”我点点头，语气平静。心里却在咀嚼他刻意强调的“本土”二字，以及那“头把交椅”的定位。无形的山头，已经在我踏入这个房间的瞬间，清晰地标注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