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清光流转，映出密集文字，详述一段王朝内部的惨烈兵争：
靖难之役，乃明初因削藩引发之内战，自建文元年（1399年）至建文四年（1402年），历时四载，民间谓之“燕王扫北”。此战中，德州处南北要冲，且储粮百万余石，为必争之地。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评曰：“明初取燕京，大军繇德州而进，靖难之师，先下德州，引军而南，遂成破竹之势。”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封宗室二十五人为藩王，分镇要害。藩王势力日涨，渐成中央之患。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薨。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太祖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同年七月，建文帝与齐泰、黄子澄等谋削藩，周、齐、湘、代、岷五王相继被废，矛盾激化，朝廷与强藩决裂，尤与实力最雄之燕王朱棣对峙日深。
德州战略要冲，明洪武元年（1368年）即设守御千户所，由都督韩观统辖。九年（1376年）置德州卫。建文元年（1399年）三月，韩观屯兵德州，防藩镇之变，并于城东北筑十二连城，卫护仓储。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于北平起兵，以“清君侧，靖国难”为号，称“靖难军”，战事遂起。南京得报，建文帝命耿炳文为大将军征讨，八月败于滹沱河。帝改任李景隆代炳文。九月，李景隆至德州，集兵五十万攻北平，复败于郑村坝。李景隆退守德州，纳韩观议，征夫役士卒加固十二连城，护粮仓以抗燕军。
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于德州誓师，率军六十万再度北伐，与燕军激战白沟河。南军又败，李景隆再退德州。四月廿七日，燕军攻德州。五月初七，李景隆弃城奔济南。初九，燕军入德州，获官仓储粮百余万石，实力陡增。传燕军攻德州时，士卒焦渴，于今人民公园附近得一口井，水清甘洌，取用不竭，足供数万兵马，燕王赐名“恩泉井”。
李景隆败走后，燕军围济南。山东右参政铁铉、将军盛庸坚守，大破燕军，并乘胜收复德州。朱允炆封盛庸为平燕将军，代景隆统兵。盛庸屯兵德州，扼燕军南下之路。十一月初四，燕军再度南进，于德州招降盛庸未果，继续南下，爆发东昌之战。此役燕军大败，南军获靖难以来首场大捷。山东全境，尤以德州、济南等要地得以稳固。此后燕军南下，多绕道徐、沛，不再经山东。
文末附记：后燕王朱棣终得渡江，破南京，建文帝下落成谜。朱棣即位，是为明成祖，迁都北平，改元永乐。
文字详尽，将一场叔侄争国、生灵涂炭的战争，尤其德州这一枢纽之地的得失反复、粮草关键、攻守易势，清晰勾勒。万朝观者，一时屏息。
**秦，咸阳宫。**
始皇嬴政阅览天幕，目光扫过“削藩”、“藩王势力日涨”、“中央之患”等字眼，神色漠然中透着一丝冷峭。
廷尉李斯出列，声音沉稳：“陛下，此乃封建遗毒之必然恶果。周行封建，终致春秋战国数百年兵连祸结。今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草莽，一统天下，竟复行分封子弟于要地之旧制，实为取祸之道。藩王拥兵据地，虽云屏藩皇室，然血缘渐远，私欲日滋，与中央抗衡，势所难免。建文帝削藩，乃不得不为，然其谋事不密，用人不当（李景隆），遂启大衅。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行篡逆之实，终得成功，可见封建之制，实为乱阶。”
将军王翦沉吟道：“李廷尉所言，直指根本。然观此役细节，亦可见军事地理与后勤之要。德州‘储粮百万余石’，燕军得之则‘实力大增’，失之则南军可‘扼燕军南下’。一城之得失，关乎全局之气运。此与昔日长平之战，秦赵争上党粮道，其理相通。为将者，必察地理，重粮秣。至于那‘恩泉井’，虽传闻，亦显水源于行军之紧要。朱元璋分封，令诸子守边，本意或以亲藩固边防，然未料内患起于肘腋。可见御天下之道，在强干弱枝，在制度划一，非赖血缘亲情可永保。秦行郡县，使天下为一，兵权、财权、政权皆统于中央，方是长治久安之策。”
嬴政微微颔首：“封建之弊，周室已彰。朕灭六国，废封建，行郡县，收天下兵器，徙豪强于咸阳，正是为绝此类祸乱之源。朱元璋布衣得天下，见识终有不及，复蹈周辙，致有靖难之祸，实为可叹。其孙建文，志大才疏，削藩操切，又误用李景隆这等庸帅，一败再败，纵有铁铉、盛庸辈忠勇，亦难挽回。至于朱棣，虽行篡逆，然能善用兵机，把握德州粮储要害，终成事，亦见其能。然其得国不正，后世必有隐忧。此等故事，足证朕行郡县、立集权之制，乃万世不易之良法。传谕史官及博士：凡讲授前代史事，遇此类因封建致乱之例，当着力阐发郡县制之优越，使皇子及天下吏民，皆知封建不可复行。”
**汉，高祖朝，长安未央宫前殿。**
刘邦看着天幕，尤其是“削藩”、“藩王与朝廷决裂”、“燕王起兵”等字句，脸色变幻不定，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他自己正是大封同姓诸侯王之人！
萧何察言观色，出言道：“陛下，明初之事，与我朝情势颇有不同。朱元璋所封，皆亲子，且分驻北边重镇，意在防御蒙元残余。其弊在于予权过重，王府护卫甲兵甚众，且诸王屡预军务，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建文帝即位，年轻气盛，急于收权，而辅政之齐泰、黄子澄辈，谋划不周，未能区分缓急，笼统削夺，遂激巨变。燕王朱棣久镇北疆，能征惯战，麾下精兵猛将，一朝起事，朝廷竟无堪匹敌之帅（耿炳文老，李景隆庸），乃至溃败。此教训在于：封建诸侯，需严控其兵权、政权，不可使其养成独立之势；削藩之举，需审时度势，或推恩析分，或寻隙渐进，不可操之过急，更需有得力将帅为备。”
张良缓声道：“子房观之，德州之得失，实为此战转折要害。‘储粮百万余石’，燕军初起，粮草不丰，得此巨储，如虎添翼。李景隆两度大败，皆不能守此要地，其人庸劣可知。后盛庸、铁铉能守济南、复德州，挫燕军锋锐，可见南军非无战力，实乏良将统帅。朱允炆用人不明，先任耿炳文（长于守而短于攻），后委李景隆（膏粱子弟，不知兵），焉能不败？至若朱棣，善抓战机，尤重粮道要地，用兵之能，确胜其侄。然其以臣叛君，以叔夺侄，终非正道。此事于我朝之鉴，在封建须有制，削藩须有术，用人须察实，地理须重。”
陈平笑道：“留侯所论精辟。那李景隆，实乃千古笑柄。统数十万大军，一败再败，弃德州粮仓如敝履，若非其人家世显赫（李文忠子），早该军法从事。建文帝仁柔，不能斩之以肃军纪，反屡次委任，岂不殆哉？反观朱棣，能用人之长（如道衍和尚之谋），能抓要害（德州粮），能忍败仗（东昌之败后绕道），故能成事。可见内战之事，既斗力，更斗智，尤斗君上之决断与将帅之才具。陛下封赏功臣为侯，不使裂土专兵，正是防微杜渐。然对同姓诸侯，日后亦需有章程，不可使为明朝之续。”
刘邦长叹一声，揉着额头：“你们说的，咱都明白。封同姓，是为了镇抚天下，咱觉得自家孩子总比外人可靠。可看了这天幕，心里也打鼓。老朱家这不就自己人打起来了？还打得这么惨。德州……咱知道那地方，确实是南北喉咙。李景隆这蠢材，该杀！朱棣这小子，够狠，也有本事。咱这大汉，以后对诸侯王，得立下规矩，兵不能太多，官不能自己任，还得时常叫到长安来住住，不能让他们在地方坐大。萧何，你和叔孙通他们，好好给咱琢磨一套法子出来。另外，选将用人，真是重中之重。像李景隆这样的，绝不能放到关键位置上。传旨给太子和诸王：都好好看看这天幕，想想要是你们处在建文帝或者朱棣的位置，该怎么办！”
**汉，武帝朝，未央宫宣室。**
刘彻阅览天幕，目光锐利，尤其在“削藩”、“盛庸屯兵德州，以遏燕军南下”、“东昌之战燕军大败”等处停留。他缓缓道：“此乃中央与强藩决死之争。朱元璋封建，本为固边，然遗患于内。建文削藩，势在必行，然其失在急、在暗、在将非其人。”
大将军卫青道：“陛下，此役颇类吴楚七国之乱，然情势更为复杂。燕王朱棣镇守北疆多年，麾下乃百战边军，非寻常诸侯王可比。朝廷方面，洪武朝宿将凋零，耿炳文已老，余者不足恃。李景隆徒有虚名，实不知兵，两丧大军，弃粮仓要地，罪莫大焉。后起用盛庸、铁铉，方能稳住阵脚，取得东昌之捷。可见战事胜负，系于将帅之选任。德州粮储，确为命脉，得之失之，关乎士气国力消长。朱棣能敏锐抓住此点，先下德州，已占先机。”
大司马霍去病道：“舅父所言极是。此外，孙子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建文帝削藩，谋既不密，激变后又无有效伐交之策（未能分化或稳住其他藩王），纯恃伐兵，而将帅屡屡失机，焉能不败？朱棣以‘清君侧’为号，虽属借口，然在道义上稍减其篡逆色彩，亦是一种‘伐谋’。其用兵不拘常法，败则能退，胜则猛进，善抓关键（粮储、要地），确是一代枭雄。然内战终是耗损国力，若当时北元乘虚而入，则大局危矣。我朝削藩，行推恩之令，分化其力，方是上策。”
刘彻颔首：“二卿之论，深得朕心。封建必生强藩，强藩必危中央，此乃定数。晁错力主削藩，激起七国之乱，然其理正。景帝用周亚夫，三月平乱，乃是将帅得人。建文之败，非败于削藩之理，而败于行削藩之策时，谋略、人才、时机皆失。尤以李景隆之任用，堪称亡国之举。至于朱棣，其才胜其侄，故能逆取。然朕观后世记载，其得位后，五征漠北，浚通大运河，编纂《永乐大典》，亦算有所作为。此是后话。当下之鉴，乃在封建不可轻开，削藩需有万全，而将帅之选，关乎社稷存亡。传谕太常、博士：讲前代史，当以明初靖难为例，详析封建之弊、削藩之难、将帅之要，使后世子孙知所警惕。”
**唐，贞观年间，太极殿。**
李世民与群臣观天幕，皆神色凝重。李世民道：“靖难之役，骨肉相残，山河破碎，读之令人扼腕。尤以德州粮储之争，足见‘军无粮则散’之至理。诸卿且议。”
房玄龄道：“陛下，此事可析数端。其一，封建制度之缺陷。明太祖以诸子守边，初看稳妥，然未料后世子孙有觊觎大位者。亲情难敌权欲，制度漏洞终酿巨祸。我朝行州县制，宗室享有富贵而无实土实兵，正是汲取前代教训。其二，战略地理之关键。德州‘一城系天下安危’，非虚言。百万石粮，足养大军，谁得之，谁便握有战略主动。李景隆轻弃，朱棣疾取，成败之势已分。其三，将帅才能之重要。李景隆之庸，对比朱棣之能，盛庸、铁铉之忠勇，对比齐泰、黄子澄之谋疏，高下立判。建文帝朝廷，非无忠臣良将，然不能尽用，或用非其人，终至倾覆。”
魏征肃然道：“陛下，臣更重此事揭示的‘君德’与‘政略’。建文帝即位，欲削藩强干，其志可嘉。然其德柔而少断，仁而过慈（如不严惩李景隆）。其政略，轻信书生之谋（齐、黄），缺乏老成持重之臣参与决策，更无周全的军事准备。反观朱棣，虽行篡逆，然其处事果决，善用人才（姚广孝等），军事战略清晰（夺德州、控粮道），能忍一时之败（东昌），终成大业。此非为朱棣张目，而是见为君者，既需仁德，亦需明断，既需文治，亦需通晓武备。尤在重大变革（如削藩）时，更需缜密谋划，刚柔并济，留有后手。德不配位，才不称职，纵有正统名分，亦难保社稷。”
李靖从军事角度言：“陛下，此役堪为内战经典战例。朱棣用兵，深合‘避实击虚’‘因粮于敌’之旨。其不急于南下直捣南京，而是先取德州，巩固根本，补充粮秣，此稳健之策。后虽遭东昌之败，然元气未伤，迅速调整方略，绕道南下，终达目的。南军方面，盛庸、铁铉能凭坚城（济南）挫敌，并收复德州，显示防守之要。然全局缺乏统一有力之调度，各自为战，终被各个击破。为将者，当知粮草为军之胆，要害地为军之喉，守之失之，皆系全局。李景隆之罪，不仅在于战败，更在于轻易丧失战略枢纽与后勤命脉。”
李世民叹息道：“诸卿剖析入微。封建之弊，朕与太上皇（李渊）曾有争执，今观明事，更觉国家制度，当以长治久安为计，不可因亲徇私，遗祸子孙。将帅之选，尤需慎之又慎，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李景隆是也。至于君德政略，魏征所言切中要害。为君者，当刚柔并济，明断善谋，尤其在处置宗亲、权臣等敏感事上，更需如履薄冰。此故事血泪写成，我朝当引以为深戒。传旨史馆：修前代史时，靖难之役当专章详述，着重分析其制度根源、战略得失、用人教训，以为后世殷鉴。”
**宋，太祖朝，崇政殿。**
赵匡胤观天幕，神情严肃。他自身以兵变得位，对藩镇、内乱尤为敏感。赵普、石守信、王审琦等皆在侧，气氛沉凝。
赵普率先道：“陛下，明初靖难，实乃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遗风在明初之变相重现。所不同者，唐末五代是异姓藩镇，明初是同姓藩王。然其拥兵自重、威胁中央之实质一也。朱元璋以己度人，以为亲子可恃，殊不知权力面前，亲情薄如纸。建文帝削藩，本为巩固皇权，然其手段稚嫩，用人失当，反为强藩所乘。李景隆者，乃勋贵子弟无能之典型，委以重兵，无异驱羔羊入虎口。德州之失，粮草资敌，实为此战最大转折。”
石守信道：“陛下，末将看这仗，关键就在谁控制了德州和那里的粮草。李景隆那小子，根本不会打仗，几十万人马在他手里跟纸糊的一样。换了盛庸、铁铉，不就能守住济南，还能打胜仗？可见兵还是那些兵，换个能打的将军，局面就不一样。咱们禁军，决不能任用李景隆这种货色。还有，藩王手里不能有太多兵，这是铁律。”
王审琦道：“朱棣此人，是个厉害角色。善抓要害，能打能忍。但他起兵造反，总是不对。朝廷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能总揽全局、协调各军的统帅。李景隆败后，盛庸、铁铉虽勇，但似乎各自为战，未能形成合力阻止燕军最终南下。朝廷对前线将帅，既要信任，也要有节制和支援。”
赵匡胤缓缓道：“你们所言，皆切中要害。朕之忧虑，正在于此。我朝立国，削藩镇，收精兵，制其钱谷，便是为了根绝此类祸乱。然宗室、功臣之后，若掌兵权，日久是否也会生变？需有制度防范。至于将帅，李景隆之鉴，尤为深刻。决不可因门第而轻授节钺。德州之事，更显后勤之重。当年朕征李筠，亦先控粮道。传旨枢密院、三衙：以靖难之役为鉴，重新审议各级将校选拔考核之法，尤重实战能力与品行，严汰纨绔。另，户部、漕司需会同审议，天下粮仓储备及关键转运枢纽之防卫章程，绘图呈览。此事，要作为常例，年年核查。”
他停顿片刻，又道：“封建、削藩、用人、粮储，此四事，关乎国家生死。赵普，你们中书门下，要以靖难为例，写一篇透彻的奏疏，分析得失，提出我朝相应长久之策，颁示二府三司以上官员，令其常怀惕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