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道:“陛下所言极是。治国需大才,非雕虫小技可替代。然其词能流传,亦见文章之道,自有其不朽处,与治国平天下,终究是两途。”
李世民颔首:“文人可做词帝,君主却不可仅做词人。此李煜之悲,亦足为后世君王戒。”
**宋,南宋时期。**
临安城,西湖畔。不少文人雅士、退隐官员聚集酒肆勾栏,观看天幕。当李煜的《虞美人》完整呈现时,许多人当场泪下。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一名白发老儒低声吟诵,老泪纵横,“此情此景,何其相似!汴京繁华,犹在梦中啊!”
“李后主虽亡国,然此一词,道尽我辈心声!千古词帝,当之无愧!”另一名中年文士拍案道,他身有官职,但言语中亦充满对北宋故都的怀念和对现实偏安的不满。
酒肆中弥漫着悲伤与愤懑的气氛。李煜的词,因其切身的亡国之痛,在南宋这个特殊时期,引发了空前强烈的共鸣。无数南宋文人,在词中寄托类似的哀思,李煜成为他们精神上的知音和前辈。甚至有人私下议论,当今朝廷只知求和享乐,与南唐后期何异?只是这话无人敢公开明说。
**明,南京(应天府)。**
明太祖朱元璋观看天幕,对太子朱标及众皇子道:“看到了吗?这个李煜,就是个只会吟风弄月的书呆子皇帝!江南富庶之地,落到他手里,只知道享乐、写词,最后国破家亡,自己被俘,还得个‘违命侯’的羞辱爵位!有什么用?”
他指着光幕上“千古词帝”四个字,语气严厉:“做皇帝,文章写得好,顶个屁用!能当饭吃?能挡得住赵匡胤的兵锋?咱最看不上这种不知兵、不懂农桑、只晓得在女人堆里打转的亡国之君!你们都给咱记住了,咱朱家的子孙,首要的是学治国、懂军事、知民情!谁敢学李煜、陈叔宝,沉迷享乐文墨,咱就算在坟里,也得跳出来打折他的腿!”
朱标连忙躬身:“父皇教训的是。为君者当以社稷为重,艺文乃余事,不可本末倒置。”其他皇子也纷纷称是。朱元璋的务实甚至粗粝的统治风格,与李煜形成鲜明对比,他以此为例,再次强化对继承人的“实干”教育。
**清,北京。**
康熙皇帝玄烨与翰林院学士、词臣们一同观看。康熙本人文学修养颇高,对李煜的词评价不低。
“李重光词,感情真挚,尤其入宋后所作,凄婉动人,确是词中上品。”康熙点评道,“‘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皆能道前人所未道。论词,他担得起‘词帝’之称。”
一位汉人词臣躬身道:“皇上圣鉴。然李煜为君,则殊为不合格。不能守祖宗基业,终致身辱国灭。”
康熙点头:“正是此理。故朕常言,书生不可为君。李煜、赵佶(宋徽宗),皆才华横溢,然为帝王,则误国误己。为君之道,首在平衡文武,洞悉利害,非风花雪月之事。我大清皇帝,自幼需学习满语骑射,兼修汉文典籍,便是要文武兼备,不蹈覆辙。”他既欣赏李煜的文学才华,又明确否定其作为君主的资格,并以此作为教育皇子、警惕汉文化中某些“软弱”倾向的例证。
乾隆皇帝弘历观看时,则更关注李煜的书法绘画成就,并令内府查找有无李煜作品遗存。同时,他对“违命侯”的封号发表议论:“宋太祖此举,未免刻薄。既已受降,何必以此名羞辱之?我朝待前明宗室,宽厚多矣。”显示其“宽仁”姿态,尽管实际上清朝对明朝宗室的防范和控制极为严密。
**各朝代文人士子阶层:**
天幕对李煜的聚焦,尤其是对其“千古词帝”文学地位的认定和那首《虞美人》的完整展示,在万朝文人中引发了轩然大波。
-**同情与共鸣派:**尤其身处乱世、亡国或朝代更迭之际的文人,对李煜的遭遇感同身受,对其词作的艺术感染力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李煜将个人深悲剧痛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境界,开创了词的新格局,其地位无可动摇。“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李煜正是典型。
-**理性评价派:**更多文人能从君主和词人两个角度分开评价。承认其词的极高成就,甚至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类似后世王国维观点)。但对其治国无能、耽于享乐导致亡国,则持批判态度。认为其人生是分裂的悲剧,其艺术成就某种程度上正是由政治失败造就。
-**道德批判派:**一些秉持强烈儒家正统观念的士人,尤其强调君臣大义和君主责任。他们认为李煜作为君主,首要责任是保境安民,其文学才能只是末技。亡国本身就是最大失德,其词再好,也不过是“亡国之音”,不值得过分推崇,甚至认为沉溺此类词作会消磨志气。宋明理学家中持此观点者不少。
-**专业词人反应:**
-**北宋,苏轼**在黄州或日后看到天幕回放,或许会捻须感叹:“李后主词,确实当行本色。然其境过于悲苦,不及太白之旷达,亦少些超拔之气。”他欣赏李煜的才华,但自身的词风更趋豪放开阔。
-**南宋,李清照**目睹《虞美人》,很可能黯然神伤。她亲身经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对李煜词中的故国之思、身世飘零有最深切的体会。她的后期词作,其实也深受李煜影响,只是更加含蓄深沉,且多了女性特有的细腻凄婉。天幕之言,或许会让她在创作中更有一种“异代知音”的悲慨。
-**后世,纳兰性德**等情感细腻、身世特殊的词人,对李煜词的共鸣会更强烈。纳兰词中的哀感顽艳、情深不寿,与李煜词风有精神上的传承。
**市井百姓与民间反应:**
普通百姓对帝王将相的更替、文人的高低,感触不深。但天幕形象展示了金陵城破、君主被俘的场景,以及那首通俗易懂又情感强烈的《虞美人》,还是引发了讨论。
“这个李国主,看来是个好人,就是没本事保住江山。”
“写词写得那么好,有什么用?最后不还是被抓到汴京去了?‘违命侯’,听着就晦气。”
“不过那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真是说到人心坎里去了。咱们小老百姓,也有愁啊。”
“亡国了还能写这么好的词,也是个奇人。可惜了。”
百姓的评论更加质朴,混合着对失败者的些许同情,对才华的认可,以及对“没本事”的轻微鄙夷,还有对自身命运的隐射。
**直接相关的历史时空后续影响:**
-**南唐(李煜在位时期):**天幕事件对南唐朝廷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士气进一步低落,人心更加涣散。李煜本人深受刺激,一度意志消沉,更加寄情诗词酒色,但又时常被噩梦惊醒。徐铉等主战派虽欲振作,但天幕预言的阴影笼罩一切,努力显得徒劳。张洎等主和派则更加坚信抵抗无益,暗中与宋朝联络的举动可能加剧。南唐的灭亡进程,可能因天幕揭示的未来而加速或产生微妙变化,但大势难改。
-**北宋(赵匡胤时期):**宋太祖对南唐的策略更加明晰,心理优势巨大。他可能利用天幕预言,加强对南唐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威慑,甚至可能将“违命侯”的结局作为警示,逼迫李煜早日彻底归降。同时,他也会注意后世对“刻薄”的评论,可能在具体处置李煜时,稍微调整手段,更注重“怀柔”表象,但核心目标不会变。赵光义则对“太平兴国三年”这个时间点以及自己可能扮演的角色(此时他尚未登基,天幕未明言李煜之死具体原因,但结合“违命侯”封号及后世一些隐晦记载的传闻,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产生了更深的思量。
-**其他割据政权(如吴越、北汉、后蜀残余势力等):**目睹南唐李煜的预言结局,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难免兔死狐悲,恐惧更甚。抵抗意志可能进一步削弱,投降或寻求更体面解决方式的想法会占上风。这客观上有利于宋朝加速统一。
天幕散去多日,其影响仍在发酵。
南唐宫中,李煜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他仍然填词,但词中悲苦之意更浓,甚至开始出现对命运预知的绝望与质疑。他有时会在深夜独自登上金陵城楼,望着北方汴梁的方向,望着亘古不变的明月,口中反复吟诵着那首尚未写出、却已注定属于他的《虞美人》。他知道,那“一江春水”般的愁绪,已经提前淹没了他。
汴梁宋宫中,赵匡胤调兵遣将的部署更加从容。他甚至在一次朝会上,似是而非地提起:“江南李国主,文采风流,朕心慕之。若能早日解甲来朝,朕必以礼相待,不使其有‘违命’之憾。”话语温和,其中压力却重如千钧。
万朝时空,无数人记住了这个矛盾的名字——李煜。他是亡国之君,也是千古词帝;他拥有绝世的文学才华,却背负着社稷倾覆的沉重罪责;他的词句感人至深,其代价却是国破家亡的极致痛苦。他的形象,成为“个人才华与历史角色悲剧性冲突”的经典符号,成为后世文人探讨艺术与政治、个人命运与家国责任时,无法绕开的沉重话题。
历史的长河依旧奔流,载着李煜的愁绪,也载着后来者的慨叹,东去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