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雪停了，天空露出一种冰冷的、铅灰色的澄澈。在伊万团队与波波夫于“乌克兰饭店”暗流涌动的交锋后，整个收购行动进入了第二阶段——快、准、静。

谢尔盖和米哈伊尔带领的小组化整为零，不再集中出现在某个家属区，而是像水滴渗入沙地，通过更隐秘、更多元的渠道接触散户。他们不再仅仅依靠街头寻找，而是通过弗拉基米尔在学术界、前工会系统中尚存的熟人网络，以及安德烈通过瓦西里将军旧部获得的一些内部通讯录，进行更精准的定向邀约。会面地点从街头、热饮店，换到了偏僻的公园长椅、早已歇业的图书馆阅览室、甚至某位退休老教授拥挤但温暖的书房。

收购价格依旧维持在略高于黑市均价但绝不离谱的水平，但付款方式变得更加灵活。对于极度困难、急需现金的家庭，当场支付部分现金，剩余部分承诺在指定银行开户后三天内转账到位，并提供一张印有北极光-东欧工业联合体抬头的“优先返聘意向书”。对于仍有疑虑或更看重未来的技术人员，则提供更详细的“技术顾问聘用框架协议”，承诺只要工厂恢复生产，他们将以技术入股或高薪特聘的方式回归。

与此同时，安德烈的人牢牢盯住了波波夫和他的几个主要手下。反馈回来的消息是，波波夫在饭店碰壁后，确实暴跳如雷，但并未立刻去找其他买家或煽动工人，而是连续两天频繁出入区里一家挂着“经济发展咨询公司”牌子的不起眼小楼。安德烈通过渠道查到，那家“咨询公司”的注册法人，是一个与莫斯科市议会某位议员有远房亲戚关系的商人。

“他在找保护伞，或者想通过‘正规’途径给我们制造障碍。”安德烈在临时指挥所里分析道，墙上贴满了糖果厂周边的地图和人物关系简图，“比如，通过区里的关系，质疑我们收购凭证的合法性，或者鼓动留守的管理层（如果还能找到的话）提出异议。”

“他越是这样，越说明他手里的凭证来路不正，怕见光。”伊万看着地图上“红色十月”糖果厂的位置，“我们这边进度如何？”

“散户收购进度比预期快15%。”谢尔盖汇报，带着一丝兴奋，“特别是几位老工程师和技师，在拿到‘技术顾问’协议后，态度非常积极，不仅卖掉了自己的凭证，还主动帮忙联系了其他几位有真才实学但生活困顿的老同事。我们手里掌握的凭证份额，加上通过这些人间接影响的，乐观估计已经接近总股本的25%了。另外，按照你的指示，我们重点接触了几位在工人中有威望的老班组长，他们虽然没有太多凭证，但承诺只要工厂能恢复，他们能说服至少三四十个技术工人回来上班。”

25%，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足以在未来的股东会议上发出响亮的声音，但距离控股权还有距离。真正的硬骨头，除了波波夫手里那部分，还有那些被各种“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基金”提前囤积的份额，以及仍然分散在大量普通工人手中、持观望态度或信息闭塞的凭证。

“安德烈，瓦西里将军那边，关于官方座谈会的推动，有进展吗？”伊万问。

“有，但比预想的慢。”安德烈皱了皱眉，“市工业局的态度比较积极，毕竟恢复一家有名气的工厂是政绩。但区里有些阻力，据说……和波波夫接触的那位议员打过‘招呼’。不过将军的人正在施加影响，最迟后天，应该能确定一个由市工业局牵头、区里派人列席、我们和工厂‘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这将是我们的‘虎皮’正式亮相的机会。”

“好。”伊万手指敲了敲桌面，“预备会议之前，我们要再做两件事。第一，谢尔盖，以我们目前掌握的股权和意向为基础，起草一份详细的《‘红色十月’糖果厂复兴计划草案》，要图文并茂，突出技术升级（引入中国和基辅的设备与管理）、产品创新（开发符合俄罗斯及东欧口味的新品）、就业保障（全部留用，薪资标准透明）、以及市场前景（利用北极光现有渠道辐射东欧）。这份草案，要在预备会议上作为我们的核心材料。”

“第二，米哈伊尔，你继续深挖波波夫和那家‘咨询公司’，还有区里那位议员。不用打草惊蛇，但要把他们之间可能的利益往来，特别是涉及侵占工人权益、违规操作的部分，尽可能找到线索或证据。不一定用，但要有备无患。”

众人领命而去。房间里只剩下伊万和安德烈。窗外，莫斯科的暮色再次降临，城市灯火次第亮起，却掩不住那份无处不在的、经济转型期的惶惑与不安。

“有时候我觉得，”伊万忽然开口，声音有些疲惫，“我们就像在沼泽里找路，每走一步，都要先试探脚下是实地还是泥潭。明面上的规则时有时无，水面下全是盘根错节的蔓草和看不见的漩涡。”

安德烈给自己倒了小半杯伏特加，没有加冰，一口喝干，烈酒让他棱角分明的脸微微抽动了一下。“这就是现在的俄罗斯。旧的神像倒了，新的偶像还没立起来。废墟之上，每个人都在抢夺砖块，试图垒自己的墙。我们也是抢砖的人，只不过，我们想按照图纸，垒一座至少能住人的房子，而不是胡乱堆个窝棚或者只顾自己高的塔。”

他看向伊万，眼神里有一种经历过太多破碎与重建的漠然与坚定：“所以，别想太多。盯紧目标，用对方法，该示弱时示弱，该亮刀子时别犹豫。在这里，软弱和纯粹的理想主义，都活不长。”

几乎在同一时间，遥远的蒙古草原深处，另一个“战场”也进入了微妙阶段。

伊万指派的一支精干小组，以“中蒙民间经贸考察团”的名义，在乌兰巴托活动了近两周。领队是一位叫王建国的中年男人，能说流利的蒙语和俄语，早年曾在内蒙古边境贸易公司工作，对蒙古情况非常熟悉。他们的公开目的是考察蒙古的矿产（尤其是萤石和铜）、畜产品贸易可能性，但私下里，安德烈通过特殊渠道传递的信息，为他们指明了几位关键的接触对象——几位在蒙古政坛新兴的、年轻且对过度依赖俄罗斯心存不满的技术官僚和经济学者。

接触是谨慎而渐进的。先从学术交流、经济研讨会开始，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边境地区发展的“经验”，不提政治，只谈经济民生。礼物是精心准备的，不是昂贵的奢侈品，而是中国产的优质茶叶、精美的工艺品、以及几台最新的小型太阳能发电装置——对于电力供应不稳的蒙古基层地区，这东西很实用。

潜移默化中，信任的种子开始播撒。一位对发展蒙古本土轻工业充满热情的年轻经济官员，在私下交流中，对北极光在基辅收购工厂、恢复生产的模式表现出极大兴趣。另一位主管矿产的官员，则对中方提出的“以资源换投资、换技术、共建加工厂”的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比单纯出口原材料显然更有吸引力。

进展比预想的顺利，但王建国小组也察觉到了暗中的阻力。一次预定与某位有意推动改革的议员的会面被临时取消，借口是“日程冲突”，但王建国的人注意到，议员办公室附近出现了陌生的、看似闲逛的监视者。还有一次，他们入住的小旅馆房间，有被轻微翻动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