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头看了看天空。春末的午后，天色湛蓝，白云舒卷，一切看起来平静如常。但空气里，似乎已经能闻到那股隐约的、混合着草药、焦糊和死亡的气息。
防疫的钟，从这一刻起，正式敲响了。
那批流民在河下游隔离区待到第三十七天时，杨亮亲自去看了他们。
隔离区设在老渡口上游半里处的一片河滩空地，三面用木栅栏围着，背靠一片陡峭的岩壁，只有面向河滩的方向留了出入口。棚屋是用旧船帆和木杆搭的，简陋但能遮风挡雨。三十七个流民——比最初来时少了两个，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在隔离第十天夜里突然高烧，第四天没了；一个中年女人在第二十一天腹泻不止，撑了三天也走了——剩下的三十五人，此刻正按照监工的要求，在河滩上搬运从主谷运来的碎石，铺设一条通往新开垦区的便道。
杨亮站在栅栏外二十步远的一块高地上，戴着口罩。汉娜嬷嬷站在他身边，手里拿着记录板。
“最后出现症状的是二十三天前，那个叫小汉斯的少年，低烧了一天就好了。”汉娜嬷嬷翻着记录，“之后二十五天，无人再出现发热、皮疹或淋巴结肿大。按您定的规程，连续三十天无新增病例，隔离区可解除。”
杨亮看着那些劳作的人。比起一个多月前刚到时饿得摇摇晃晃的样子，他们现在脸上有了点肉色，动作也稳当多了。监工站在稍远处，手里拿着根棍子，但并不喝骂，只是偶尔指点一下怎么摆石头更省力。
“检查都做过了？”杨亮问。
“做过三次。脱衣全身检查，没有发现新皮疹或异常肿块。所有人的旧衣物已经全部焚烧，现在穿的是我们发的粗布衣。每天用肥皂洗手洗脸，每五天用热水擦身。”汉娜嬷嬷顿了顿，“另外，按您的要求，我让他们回忆了原来村子的情况。他们说，村子在巴伐利亚东边，靠近波希米亚边境。最先发病的是村里一个皮货商的家人，那商人刚从纽伦堡回来。之后就像野火一样传开，不到半个月，六十多户的村子死了一小半。他们是往西逃的，路上又遇到其他逃难的人，有些半路就倒下了。”
“问过他们以前得过类似的病吗？”
“问过。都说没有。但有个老太太说，她小时候听她祖母提过，大概七八十年前也有过一次‘大热病’，死了很多人。不过那次之后，活下来的人好像就不容易再得了。”
杨亮点点头。这符合传染病的某些规律——一次大流行后，幸存者可能获得一定免疫力，病毒本身也可能在传播中减弱。但这些都是猜测，没有检测手段证实。
“让他们再干三天活。”他最后说，“三天后，如果一切正常，分批放进外城。先安排在城墙根那片新建的排屋，两人一间，不得随意串门。饮食统一供应，每天早晚观察登记，持续半个月。之后没问题，再分配正式工作。”
“是。”汉娜嬷嬷记下，又补充道，“医坊这边，按您的吩咐，又加制了三百个口罩和五十套罩衣。艾草和薄荷库存还够用两个月，但如果疫情持续更久……”
“让农事班在牧草谷那边划一片地，专门种这些驱虫草药。”杨亮说，“还有大蒜，多种些。虽然不确定有没有用，但聊胜于无。”
离开隔离区，他骑马沿着河岸往回走。阿勒河安静得可怕。
往年这个时候，河面上该是穿梭往来的货船和渔船。威尼斯人的单桅帆船、日耳曼人的平底货船、本地渔夫的小舢板，船桨击水声、号子声、讨价还价声能传出好几里。现在，河面空荡荡的，只有水流缓慢东去。
码头区更冷清。五个泊位全空着，栈桥上晾晒着前些天运来的羊毛——这是瘟疫前最后一趟从北边来的货，在河滩上晒足了二十天才敢入库。往常挤满商贩的集市广场，现在只有寥寥几个本城店铺还开着门，卖些针线、陶罐、自产的布匹和工具。顾客也少，都是相熟的庄客，买了东西就匆匆离开，很少逗留闲聊。
杨亮下马，走进外务所。一楼大厅里，办事员正在整理厚厚一沓信件——都是最近半个月通过各种渠道送来的，有的来自沙夫豪森，有的来自更远的巴塞尔甚至斯特拉斯堡。内容大同小异：某地爆发瘟疫，某条商路中断，某个领主封闭了自己的城堡，劝告贸易伙伴暂时不要往来。
杨保禄从二楼下来，手里也拿着几封信，脸色不太好看。
“父亲，”他把信递过来，“马可的船队……可能来不了了。”
马可就是那个威尼斯商人。按往年惯例，他的船队最迟五月初就该出现在阿勒河上，带来地中海的新书、染料、稀罕物，带走盛京的玻璃器、精钢武器和白酒。但现在已经五月下旬了，连个影子都没有。
“信是他托人在沙夫豪森转寄的。”杨保禄说，“写于一个半月前。说威尼斯已经封港，热那亚和比萨也是。他尝试走陆路，但阿尔卑斯山几个主要山口都被当地领主封锁了，说是‘防止疫病传入’。他暂时被困在米兰一带，进退不得。”
杨亮展开信纸。马可的字迹潦草，能看出写信时的焦虑。除了说明情况，信末还提了一笔：“您委托寻找的那种东方豆种，我已托人在亚历山大港的阿拉伯商馆打听，但数月内恐难有回音。眼下时局，还请保重。”
他把信折好，放回桌上。马可那边断了线，其他商路也基本停滞。这意味着，盛京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将失去大部分外部输入：没有新的书籍和图纸，没有南欧的橄榄油和葡萄酒，没有波罗的海的琥珀和毛皮，也没有莱茵河下游的优质羊毛和矿石。
“库存盘点过了吗？”他问。
杨保禄早有准备，递过另一本册子：“粮食方面，主仓现有小麦、黑麦、燕麦合计约一百八十吨，豆类三十吨，腌肉和熏鱼约十五吨。按当前人口和最低配给算，撑一年没问题。但这是不动用储备种子的情况。”
“工坊原料呢？”
“铁矿石还有两百多吨，够高炉用大半年。焦炭储备充足。木材……如果暂停大规模建设，也够用。但硫磺、硝石、某些特殊染料和药材的库存，最多支撑三四个月。特别是硝石，我们本地不产，全靠贸易。”
杨亮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冷清的街市。这就是过度依赖贸易的代价——当外面的世界突然关上门，你才发现自己有些东西造不出来，或者储量少得可怜。
“从今天起，”他转身说，“非必要工坊减产或停产。冶炼坊保留一座高炉维持最低生产，玻璃坊只做医用器皿和必要实验器材，武器工坊完成已有订单后暂停。人力转向农业和基建——牧草谷的开垦要加快，主谷的田地要加强管理，争取今年收成能比去年增一成。”
“那学堂……”
“照常开。但增加卫生和防疫课程。另外，”杨亮想了想，“让藏书楼把关于粮食储存、代食品制作、简易医疗的内容整理出来，抄成小册子，发到各家各户。万一……我是说万一，疫情持续更久，人们得学会用更少的资源活下去。”
杨保禄一一记下，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父亲，这次瘟疫……会持续多久？”
杨亮沉默了很久。他想起历史上那些大瘟疫：查士丁尼大瘟疫断断续续两百年，黑死病高峰持续了四五年，后续反复发作几十年。而现在这个时空，这个被他和家人意外闯入的八世纪欧洲，疾病会如何演进，他完全没底。
“不知道。”他最终诚实地说，“可能几个月，可能几年。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成一块硬石头——外面风浪再大，石头沉在水底，总能熬过去。”
他走到墙边那幅区域地图前，手指划过阿勒河谷，划过周围的山岭，最后停在代表盛京的那个小圈上。
“告诉所有人：从今天起，我们进入长期守备状态。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接触外人。种好地，管好牲口，看好孩子，做好自己的工。外头的消息，好的坏的都听着，但不慌，不乱。我们这里有墙，有粮，有干净的水，有懂医术的人。只要自己不乱，外头的瘟疫，就攻不进来。”
杨保禄重重点头，转身去传达命令。
杨亮独自留在书房里。夕阳西斜，把房间染成暗金色。他从抽屉里取出那个装黑豆和酱油样品的小木盒，打开，看了很久，然后轻轻盖上。
威尼斯商路断了，寻找大豆的事，恐怕要无限期搁置。而那碗记忆里的豆浆，那个关于故乡味道的念想，也再次退回到遥不可及的地方。
但眼下，有更紧要的事。
他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厚厚的《防疫措施摘要》，又摊开庄园的物资账册和人口户籍，开始逐项核对、计算、规划。
窗外，夜幕缓缓落下。盛京的灯火次第亮起，比往年稀疏，但依然稳定。城墙上的守卫在换岗，口令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锻锤坊已经熄了火，但远处牧草谷的方向，还能隐约听到夜班劳作的号子——那些刚解除隔离的流民，正在为新家园搬运石块。
瘟疫像一层厚厚的帷幕，把这片山谷与外面的世界暂时隔开。而帷幕之内，生活以另一种节奏，缓慢而固执地继续着。种地，吃饭，劳作，等待。等待瘟疫过去，等待河流重新繁忙，等待某天早晨，码头上再次响起陌生的船桨声。
在那之前，他们要做的，就是活下去。安静地，坚韧地，像河底那些被水流磨圆了的石头一样，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