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这个时候，盛京的码头该是挤满船只的。

从威尼斯来的马可船队，从北边日德兰半岛来的毛皮商人，从莱茵河中游来的矿石贩子，还有附近山区里用骡子驮着山货的小商贩，都会赶在春耕结束、夏收未到的这段农闲期，汇聚到阿勒河畔这个日益繁荣的集市。码头上会堆满等待装卸的货物，空气里混杂着几十种口音的讨价还价，客栈的房间得提前半个月预订。

但今年，码头冷清得让人心慌。

杨亮站在外城西墙的了望台上，手里举着望远镜。河面上只有三条船——都是盛京自己的平底货船，正在往岸上运春耕后工坊急需的矿石。往常该泊满外邦船只的五个泊位，此刻空空荡荡。更远处，阿勒河主河道上，连寻常的渔船都看不见几条。

“第五天了。”身后传来管事老奥托的声音，这个萨克森老农现在是外城集市的治安官之一，“只有三支小商队从北边山里过来，说是路上关卡都严了，好些村子不让外人进。”

杨亮放下望远镜。春末的阳光已经有些灼人，照在空荡荡的河面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他们听到什么风声？”

“说法很多。”老奥托搓着粗糙的手掌，“有的说是东边巴伐利亚那边闹热病，人发烧起疹子，几天就没了。有的说是意大利北边港口死了好多人，威尼斯的船都不敢出港。还有人说……”他压低声音，“是上帝降下的惩罚。”

最后这句，让杨亮心头一紧。在中世纪，“上帝降罚”往往意味着大规模瘟疫的开始。他想起穿越前在资料里看过的那些描述：黑死病、天花、霍乱……在缺乏有效医疗和卫生观念的年代，一场瘟疫就能抹掉一个地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口。

“去把托马斯拉过来。”他转身下了望台，“还有医坊的汉娜嬷嬷，马上。”

半个时辰后，外务所二楼议事厅里，气氛凝重。

木匠头托马斯、医坊负责人汉娜嬷嬷（一个三十多岁的法兰克裔寡妇，早年在修道院帮忙照顾过病人）、老奥托，还有杨亮的长子杨保禄都到了。桌上摊着几张刚从过往商人那里换来的、语焉不详的信件和口述记录。

“综合来看，”杨保禄总结道，“疫情应该至少有三个爆发点：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巴伐利亚公国东部，还有说法是勃艮第那边也有。传播路径很可能是商路——春季商队开始活跃，把病从一个集市带到另一个集市。”

汉娜嬷嬷戴着亚麻口罩——这是盛京医坊的标准配置，此刻她的眉头皱得紧紧的：“信里说的症状，发热、寒战、皮肤起深色斑点、淋巴结肿痛……听着像鼠疫。但也有说病人呕吐腹泻不止的，那可能是霍乱或伤寒。距离太远，信息太乱，没法确定。”

“不管是什么，”杨亮敲了敲桌子，“我们必须假设最坏的情况：这是一种能通过接触、飞沫甚至货物传播的烈性传染病。而且它正沿着贸易网络，朝我们这个方向蔓延。”

托马斯脸色发白：“那码头……我们是不是该彻底关了？”

“不能全关，但必须严控。”杨亮站起身，走到墙边那幅手绘的区域地图前，“所有外来船只，一律不许靠主码头。让他们停到下游那个老渡口——离主城至少三里，周围没有常住居民。船上所有人，连同货物，原地隔离观察。食物、饮水我们用无人小船送过去。隔离期……”他顿了顿，“至少十五天。如果十五天后无人发病，货物在岸边晾晒三日，人员洗澡更衣，才能进城。如果有任何疑似病例……”

他没说完，但所有人都明白意思。汉娜嬷嬷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城内呢？”老奥托问，“集市还开吗？”

“开，但只限本城常驻商人。外来商贩一律不准进入主城区，交易移到下游隔离区外围的空地进行，钱货通过滑轮和吊篮传递，避免直接接触。”杨亮语速很快，“城内所有公共水井加装井盖，取水必须用公用的长柄勺。垃圾每日清运到下游焚烧。发现死老鼠立刻上报，医坊派人处理。”

这些都是从现代防疫知识里提炼出的、在这个时代能勉强操作的措施。杨亮一边说，一边在纸上记录要点。他知道，真正的瘟疫一旦爆发，这些手段能起到的作用有限，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还有蚊虫。”汉娜嬷嬷补充道，“有些热病是通过蚊虫叮咬传的。得把城内的小水坑都填了，积水容器清空。我让医坊多备些艾草和薄荷，晒干了在各处点燃熏烟，能驱虫。”

“猫。”杨保禄忽然说，“多放猫。仓库区、粮仓、住户家里，鼓励养猫。猫抓老鼠，老鼠传病。”

这是个朴素的逻辑，但符合认知。杨亮点头：“这事你负责，从内城调一批猫崽到外城各户，就说防鼠害，不提瘟疫。”

命令一条条下达。托马斯负责带人改造下游老渡口，搭建临时隔离棚屋和货物晾晒架；老奥托组织人手填坑清淤，加强垃圾清运；汉娜嬷嬷赶回医坊，清点库存的草药、布匹（用于制作口罩和隔离衣）、石灰（消毒用），并开始培训一批年轻助手基本的隔离护理知识；杨保禄则去安排码头管制和城内巡查。

众人散去后，杨亮独自在议事厅站了很久。窗外传来集市隐约的喧嚣——那还是城内常驻商人在交易，但比起往年的热闹，已是萧条了许多。

他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厚厚的《防疫措施摘要》。这是多年前他凭着记忆，从现代公共卫生知识里整理出的要点，结合中世纪的实际条件改写而成。里面包括隔离原则、水源管理、尸体处理、疑似病例护理流程等等。当时整理时，多少带点“有备无患”的心理，没想到真有要用上的一天。

他翻开泛黄的纸页，目光落在“鼠疫”那一章。上面写着：主要通过跳蚤叮咬传播，也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肺鼠疫）。潜伏期2-6天。病死率极高……

窗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钟声。不是平时报时的钟，是东门了望塔的警钟——三短一长，代表“有异常情况”。

杨亮合上书，快步走到窗边。东门外，通往山外的主道上，远远地出现了一小队人影。约莫十几人，衣衫褴褛，步履蹒跚，正朝着城门方向走来。

守门的护卫已经举起长戟，示意他们停下。为首的一个老者似乎在哀求什么，但距离太远听不清。

杨亮的心沉了下去。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他抓起桌上的口罩戴上，又抓了件深色的斗篷披上，快步下楼。走到门口时，对值守的年轻文书说：“去通知汉娜嬷嬷，让她带两个人，穿好防护，到东门外交接区等我。还有，让杨保禄调一队护卫，守住东门外那条岔路，不许任何人从主道直接靠近城门。”

“是！”文书跑着去了。

杨亮走出外务所，四月底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他却觉得一阵寒意。街道上，一些庄客和商人听到警钟，正不安地张望。有人看见他，想上前询问，被他抬手制止。

“各回各位。”他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医坊在处理。都散开，别聚集。”

人们犹豫着散开，但目光仍追随着他。杨亮没回头，径直朝东门走去。口罩下的呼吸有些闷热，亚麻布摩擦着皮肤。他想起穿越前经历的某次疫情封控，想起空荡荡的街道、消毒水的味道、屏幕里不断跳动的数字。

而现在，他要面对的是更原始、更残酷的版本。没有核酸检测，没有呼吸机，没有特效药。有的只是隔离、焚烧、和听天由命。

城门近了。他能看清那队流民的面孔：男女老少都有，个个面黄肌瘦，眼里是绝望和乞求。为首的老者跪在地上，双手合十，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德语哀求：“老爷，行行好……我们村子死了一半人……剩下的逃出来……给口吃的，给个地方躺下就行……”

杨亮在离他们十步远的地方停下。他身后，汉娜嬷嬷带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助手赶到了，都戴着口罩手套，披着浸过醋的粗布罩衣。

“所有人，”杨亮用德语说道，声音透过口罩有些含糊，“原地坐下。我们会给你们食物和水。但必须先接受检查。有发热、咳嗽、身上有肿块的，必须分开隔离。”

老者茫然地看着他，似乎没完全听懂。但“食物”这个词他听懂了，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一丝光亮。

杨亮示意护卫把准备好的黑面包和清水桶放在五步外，然后所有人后退。流民们像饿狼一样扑向食物，争抢着，吞咽着。

汉娜嬷嬷低声说：“得让他们脱衣检查，看有没有皮疹和肿大的淋巴结。但这里不方便……”

“带他们去下游隔离区。”杨亮说，“用马车，但马车用一次就烧掉。他们穿过的衣物全部焚烧，人用肥皂和热水清洗。检查后，健康的单独隔一区，有症状的隔另一区。”他顿了顿，“告诉负责隔离的人，保持距离，做好防护。这不是心软的时候。”

汉娜嬷嬷点头，转身去安排。

杨亮站在原地，看着那些狼吞虎咽的流民。他们可能只是这场正在欧洲大陆上悄然蔓延的瘟疫中，最早波及的一小批人。而盛京，这个靠着贸易和开放繁荣起来的山谷，即将迎来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