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汉那间用赔付款和乡亲帮工立起来的夯土新屋，成了柳林乡最扎眼也最有力的“活招牌”。屋顶的茅草还没完全变黄，墙上的泥皮还泛着潮气，可每天从屋前经过的人，眼神却和以往大不相同了。那不再仅仅是一座灾后重建的房子，更像是一个无声的宣告：那“共济会”的小钱罐子，真不是闹着玩的，是真能砸出响、顶大事的。

起初几天，乡里的议论像开了锅的水。质疑声依然有，但调门低了许多，更多是好奇和盘算。

“真赔了？二百多文呢！老栓他们没藏私？”

“藏啥私？当场打开罐子数的钱！祠堂里十几双眼睛盯着呢！”

“陈老汉这下算是有个落脚地了……唉，也是运气，入了那个会。”

“啥运气？那是规矩！当初定了保火灾，真着了火，就得赔！换了你家，也一样！”

“那倒是……可这钱赔出去，会里不就空了？以后再有事咋办？”

“听说老栓他们正商量呢，看是不是再收点‘会费’，或者让想新加入的也出点……”

赵老栓和那位老童生，这下可忙了起来。原先那十五户成员，腰杆不自觉挺直了些，互相见面时，多了几分“自己人”的默契和隐隐的底气。而更多当初观望、甚至说过风凉话的乡邻，开始有意无意地往他们身边凑，递袋烟，问些“不着边际”的话：

“老栓哥，那共济会……如今还能入不？”

“童生爷，您给说说，这会里的规矩，除了火灾，还保些啥？”

“要是现在入，这陈老汉赔出去的钱……咱们新入的，要不要帮着摊点？”

问题五花八门，核心却只有一个：眼见为实之后，心思活了。十五文钱（或者一升麦）的“门槛”，在实实在在的赔付案例面前，突然变得不再那么难以接受。那不再像是“白扔钱”，而更像是一笔对未来不确定风险的投资，虽然微小，却似乎真的可能换来一份急需时的保障。

赵老栓没敢自作主张。他带着乡里最新的动向和种种疑问，专程跑了一趟州城，找到林越。

林越听完，脸上并无太多意外之色，反而露出了一丝如释重负的微笑。他知道，最艰难的第一步——建立信任——已经因为这次成功的赔付而迈出去了。剩下的，是如何将这偶然萌发的信任幼苗，呵护成能够自我生长、自我调节的植株。

“赵里正，这是好事。”林越请他坐下，慢慢说道，“百姓自愿参与，远胜官府百般催促。既然有人想加入，便可顺势将‘小会’扩大为‘大会’。但规矩，需得更细致、更周全，方能长久。”

他帮着赵老栓和同来的老童生，重新拟定了一份《柳林乡邻里共济会简章》。比起最初的寥寥三条，这份简章详细了许多：明确了会员资格（本乡常住农户，家世清白，无不良嗜好）、会费标准（仍坚持低额，分“基础会费”和“自愿增额”两档，后者享有更高赔付限额）、基金管理（设立三人共管小组，一人管钱、一人管账、一人持钥匙，账目每月小核，每季公议，年终大会公示）、赔付范围（在原有火灾、家主重病基础上，增加了“耕牛疫死”、“水旱蝗灾致田亩损失过半”两项，但需里正及三位以上非本甲乡老共同勘验确认）、赔付流程（申请、勘验、公议、表决、发放、记录）以及会员权利义务（包括参与公议、监督账目、遵守会规、按时缴纳会费等）。特别注明，新会员加入，需承担部分历史赔付责任分摊（比例很小，象征性），以示公平，也增强会的延续性。

同时，林越建议，共济会可尝试与州衙的“常平仓”或“社仓”建立松散联系。州衙可不定期派书吏核查账目，提供法律咨询（如遇纠纷），并在共济会资金临时短缺又遇紧急赔付时，提供小额无息短期借贷（需抵押或多人联保），以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和公信力。

带着这份更完备的简章草案，赵老栓回到柳林乡，召集了乡老、各甲甲首以及原十五户会员，在祠堂开了整整一天的会。草案被逐条宣读、解释、争论、修改。争论很激烈：赔付范围要不要再加“盗抢”？会费是不是该按田亩多少分等级？管账的三人如何选出才最让人放心？新会员分摊旧债的比例到底多少合适？

但这一次，争论的焦点不再是“该不该有共济会”，而是“共济会该如何办得更好、更公平”。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尝试，而可能成为关乎全乡许多户人家未来安危的一件大事。最终，一份凝聚了大多数共识的《柳林乡邻里共济会章程》正式定稿，与会者八十余户代表（几乎涵盖全乡大半人家）当场画押同意，并推选出了首届管理小组——除了赵老栓和老童生，还增加了一位家境中等、为人耿直、在乡里人缘颇好的中年木匠。

翌日，新章程和会员招募告示贴在祠堂门口和乡中要道。出乎赵老栓意料，前来询问和表示愿意加入的人络绎不绝。短短五天，新加入的农户就超过四十户，加上原有的十五户，会员数突破了六十户。会费汇集起来，加上原先赔付后的剩余，那个小小的陶罐换成了一个带锁的小木箱，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