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府正堂的青石板还沾着晨露，苏禾的粗布裙角扫过石缝里的青苔时，后颈突然泛起凉意。

“瞧见没？那就是安丰乡来的农妇。”

“农妇也配坐听证席？咱们淮南东路的税政，轮得到泥腿子指手画脚？”

廊下两个穿皂衣的差役倚着朱漆柱，声音像淬了冰的针尖。

苏禾脚步微顿，目光扫过他们腰间的银鱼牌——吴德昌当税吏时，手下差役都佩这种刻着“税”字的银鱼牌。

“苏娘子。”

有人轻唤她的名号。

苏禾转头，见秦小吏抱着一摞账本从侧门挤进来，额角还沾着草屑，“我把吴税吏十年前的旧账又对了三遍，那笔‘河工附加税’的重复征收，确实是从庆历元年春开始的。”他指了指怀里的账册，封皮边缘被翻得发毛，“周掌柜在偏厅等着，说您要是需要，他能背出三次被索贿的具体时辰。”

苏禾摸了摸腰间的乌木腰牌，触感凉得像块浸过井水的玉。

昨夜林砚在糖坊的油灯下替她梳理流程时，指尖在《庆历赋役条令》上点得发烫：“今日不是说理，是立威。他们嫌你是农妇，你就用数据抽他们的脸——田亩产多少、税吏贪多少，要让满座大人听见算盘珠子崩碎的响。”

正堂里传来惊堂木的脆响。

苏禾深吸一口气，粗布袖口蹭过装着对照表的铜匣。

匣身还带着体温，那是她天没亮就起来誊抄时，烛火烤出来的温度。

听证席设在主审官左下首，苏禾坐下时，眼角瞥见右首坐着三个锦袍官员——吴德昌的旧部，其中一个正用茶盏掩着嘴笑。

“苏娘子。”主审官是个白面长须的老者，案头堆着半尺高的文书，“本官听闻你在安丰乡推行‘铜锣对质’，让税银见了光。今日不妨说说，农户赋役如何才算公平？”

堂下立刻响起几不可闻的嗤笑。

苏禾没看那些人，她伸手打开铜匣，取出一张染着茶渍的纸——那是安丰乡老户张叔的田契，“回大人，农户要的公平，是一亩田实收三石米，就按三石缴税，不是按五石。”她将纸页推到案前，“这是安丰乡近三年田亩产量与赋税对照表，每亩实际产粮最高三石二斗，最低二石八斗，但税吏登记的‘应产量’从未低于五石。”

“荒谬！”右首的锦袍官员拍案而起，“田亩产量本就该按丰年估算，哪有按灾年算的道理？”

苏禾望着他腰间晃动的银鱼牌，想起林砚昨夜指着《农田利害条约》说的话：“庆历二年朝廷明文规定，赋税须按‘中等年景’估算，偏差不得超过两成。”她从铜匣里抽出另一沓纸，每张都盖着安丰乡的乡约印，“这是安丰乡三年来的雨雪记录、虫灾账簿，还有州学先生帮忙算的‘中等年景’均值——每亩三石一斗。可税吏报的‘应产量’是五石，超了近七成。”

堂内突然静得能听见房梁上麻雀的扑棱声。

主审官拿起那沓记录翻了两页，眉峰渐渐扬起。